读者投稿

魏智猛:道不远人——试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人人可行的天下公道

编者按:本文系读者投稿,并授权发表,在此向作者致谢!

一、对内圣与外王的辨析

(一)“内圣外王之道“与”内圣外王”的不同

(二)内圣外王非状态、境界,因状态境界无止境,无停留

(三)内圣外王之道没有绝对的先后

(四)内圣外王之道没有绝对的内外

(五)市场思潮与“内部外王”

(六)内圣之道与可持续发展

(七)外王的释义与评判标准

(八)内圣外王之道并非万能

(九)圣人以百姓心为心

(十)圣人不作怪,圣人即常人

(十一)优良王道传统的遗留与矫饰、逃避行动的流弊

二、对道的辨析

(一)道无所不在

(二)道无偏私,超越善恶

(三)道与人类、万物一体

(四)道何以演化万物——感而遂通

(五)任何现象背后的作用为道,现象可通道

(六)道无言而有信

(七)道成形,分阴阳,效法善道

(八)杀伐精神也是天道,不可弱,更不可废

三、内圣外王之道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内圣外王精神在国家治理的缺位

(二)内圣外王精神与生活理念的脱节

(三)社会教化的不足

1、花哨的历史与虚无历史主义

2、不关注内心,过分放纵外在

(四)文化传播者的责任

(五)内圣外王的契机

(六)化欲为愿

(七)靠外王难以开出内圣

(八)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意义

 

 

 

 

 

 

 

 

道不远人——试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人人可行的天下公道

 

一、辨析内圣与外王

圣,代表证悟的层次,圣,合于道,悟道的层次,圣人,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标准。“圣人并非在上,远离尘世。圣人就是古往今来在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提供规则的人。因为他们从不放弃对心性的修炼,克除自身的灰色心理,走出了个人的小圈子,将自身融入到文明进步与民生福祉的大事业中,发起内圣外王的宏大愿行,表现出极高的人生境界和非凡的能力。圣贤是悟道者、行道者、立法者,圣贤是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大道的化身。[1]

内圣外王的主体是谁?领导人才可以?贤者君子才可以?只能是有道德的人、有权在位者该做的,与老百姓全无关?这未免将内圣外王割裂于普通大众。而且似乎在暗示老百姓距离圣贤太遥远,实际上,每个人在一定情境下,都发起过类似圣贤的愿望,产生过圣贤境界的念头,看电视中饥饿的孩子,战火中的人民伤亡,爬着山路去读书的儿童,污染的环境,被虐杀的动物……他会升起慈悲心、怜悯心、公道心,会升起改变这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愿望——这一念,就是圣贤的心,圣贤的境界。只不过很快被遮蔽,被挟裹被其他念头冲流走了而已。人皆可以为圣贤,决不是大而无当的口号。

内圣外王是一条道路,一种理解道的行动体现,是一种实践形式。此外还有诸如内不圣外不王,内圣不外王,内不圣而外王等等,走任何道路都是某一种选择,都会映照出对道的理解。理解的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道路选择亦不同。

(一)“内圣外王之道“与”内圣外王”的不同

讲“内圣外王之道”,比单独拿出“内圣外王”论证阐释要有根基,不会失之轻浮和高渺突兀。内圣外王是一个描述性词语,是内可圣外可王,是内已圣外已王,是先做“内圣”修养这一步骤后外王,是必先做到内养达至“圣”才可外王?是可同时做起内圣又外王?是内发愿为圣外发愿为王,还是只不过内有”欲望“为圣外可欲望称王?等等,解释角度越多,就越易混乱,混乱的”名“就容易被利用。所以可以缩小内圣外王的涵义范围,回归原本的初衷。庄子在《应帝王篇》上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真正悟道的人,对于帝王领导术,帝王谋略学,那在他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而已。  无论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还是勉强而行之,只要方向是合道,及其成功,一也。凡是不符合道的,就是错的、自以为是的内圣外王。应把求名求利,利用它为工具来夹带私货逞个人私欲的,都给洗刷出去,脱离污名化,使之凛然而不可侮。

内圣外王之道本身代表是一种道路选择,更重要是“之”字个人以为可做动词“到,往,走向”之意,之最早开始作动词难以考据,但此处此解应没有违背原义。与此类似很多可以如此解释,如“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等。无论何种选择,合于道是为目的。内圣外王亦是为了近于道,合于道而存续而光扬。

如果一条道路远离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动参照,远离大多数人话语空间,那还是道路吗?是类似机场的VIP通道?让大多数人闻之心生恐惧甚或大笑之,是那些先行者的本愿吗?把内圣外王弄成一个把玩欣赏的空洞名词和概念,供少数人学术研究,争论评判,比量高下,那是它的悲哀,已失去了生命力。即使有学者或官员有志于此,又哪里去找其运转基础呢?它如离开最普通民众,而且是从思想上远离的话,根基和动力又在哪里?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牢牢规定了它的途径与目标,是走向道、合于道的”内圣外王“。除此之外,皆为别有用心的”内圣外王“。

(二)内圣外王非状态、境界,因状态境界无止境,无停留

内圣外王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某种具体的境界,它是一条路。内圣外王之道,是在动态的运行,境界与层次是行路不同阶段的成果。时空有差异,条件因缘也各存限制,不同历史,不同人物的成果亦各存不同。孔子早就说“道其不行矣夫”,他大概看出世界的疯狂,人心的堕落无可避免,滚滚大潮下,人类只存在未来灭亡这个命运。但是,身处每个时代阶段都应该做好当时能做的,限于心性修养和所处环境,尽管其成果后世可以批评,身处局中,身不由己处多矣。指责古人为何行道错误引入歧途,无异于指责人性为何“恶之因素“越来越彰显;无异于指责为何佛法要成住坏空,一路毁坏下去。内圣不同地区的文化都有,外王只有中国才有。外王说的是人生意义的人间指向,不是为天堂佛国,而是为人间更好的生活。所以内圣外王是以人间关怀统一起来的。

常见观念是把内圣外王理解为一种理想,如此失之飘渺无根;或理解为最高境界,即成为圣贤或者王道之“转轮圣王“之境界,如此失之孤立无援。相同点是都觉得它是个很玄妙伟大高高在上阳春白雪的理论和行动。如此理解它为境界或状态,那很容易将它与时空运转割裂,与国家治理割裂,与个人生活割裂。如此就把内圣外王之路简单化,线性化、空洞化了。

如果只有境界够才能出来外王,那么中国没有出外王的人物只是由于境界不够?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境界足够呢?最关键的是,如果他迟迟不出现,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推脱责任,安心的等待他就可以了?那么到底是不是一个圣人出现就可以平定天下了?有史以来,到底出了多少圣人呢?以今天眼光看,争议就比较大了,似乎很多古代贤人包括君主都有缺点,那是不是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心理幻想?这样一路推论下去,谁还真的相信有内圣外王这回事?为什么那么多的共产党员和普通战士、普通老百姓愿意为革命献身牺牲?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可以救中国,可以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权益。相信它,就会为它付诸努力和奉献而无怨无悔。

对内圣外王之道都不相信,或从来与我无关,那也就不会为之努力。大家都不去做,靠一个“圣人”做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现代人的心理都是做什么之前习惯去分析、衡量一番,内圣外王如果理论都不能自洽,就失去了影响力和说服力,更缺乏战斗力,说服不了他,他怎么会真心去做?

内圣外王之道作为领导人而形成的影响最大,那是不是说不适合推广,只适合圣贤或者君王来掌握和推行此道?圣贤帝王也只是一个“个体”,无法代替社会中每个人的行动。他们没有魔法和神力来变革世界。难道说圣贤帝王说,“这世界要改变”、“这世界要如何变”,然后就“言出法随”使世界真成为现实?今天流传的《圣经》、各种《佛经》、《古兰经》、《老子》等各种经典莫不是圣贤大量说过的话汇集,说过世界就解决问题了?圣贤们都说过做过,至今世界依然动荡不息,可见仅把内圣外王定位为圣贤和帝王们的专有学问,并不能解决好问题。

个人能有多大力量?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是以血的教训、血的牺牲来探索和确定下来的。他还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看到了是普通老百姓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国家变革,在与军阀与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是普通人们怀抱内在信念,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支撑的。胜利是拿千千万万人命打出来的胜利,是几个圣贤和领导打出来的吗?共产党员也大多是普通老百姓里面出来的。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为他人幸福牺牲自己生命更可称之为“圣”的内涵呢?这种牺牲不是洗脑,最厉害的传销或邪教如果让人去死,基本都会清醒过来。即使有宣传自杀的邪教,也是一种大自私,是自杀对自己会有大好处,也没有宣传为别人去牺牲吧?所以这些牺牲的战士,牺牲的老百姓本身就是在走内圣外王之道。不要说这种牺牲是被动的,被逼的,或者说没什么了不起。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先不论以前,中国近现代出的汉奸数量小吗?伪军、皇协军数量小吗?生死之间有大恐怖,能超越对生死的恐惧,非有大觉悟不能为之。

或者说此学问推广也不能普及,本身就是孤独寂寞之道,也不可能人人践行,但是不推广可能造成内魔外王泛滥。起码让人知道、承认此道人人可行,误解诋毁它的人就会少一些,未来运行阻力就会小一些。人总是需要精神粮食的,不给他接触更好的,他就去吃坏的。思想文化领域你不去占领,自然有别的来填充。不为它正名,就不仅是它被淡化的问题,而是肯定会被污名化。因为“污名”从来都是必须先打倒“正名”才得以建立的。

自己做不到英雄,就论证别人也做不到;自己狭隘不想奉献,就想办法宣传此内圣外王之道根本不通,这是什么逻辑?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开弓射箭不能故意射歪吧,一个人为越多的人说话,他的观点就越客观而扎实,为自己的欲望说话,那立足点就是小船,摇摇晃晃,最终被历史的潮流淘汰洗刷而去。《大学》中说,“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心诚求什么?求不被人利用的正道。

恰如教室里的学生,学不会而少学习,甚至不学习,但是不能影响别人学习。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不分贤愚,无关老幼,也不存在某个固定的硬性的标准,明白了就去做,决定了就不放手,它本身就是融于生活、与每个人血脉相连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容于正常生活的,都是邪恶的。

每人身前的道路都有千百条,而内圣外王之道路亦在每个人的脚下,在古往今来未来世每个时空每个人的脚下。它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更不可以此骄人,孤芳自赏,好为人师。

《中庸》中,“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之起用在世间万物万事万象之中,谁也离不开它的作用和影响。能离开它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道了;或者换言之如果你认为能离开道,那就是在错误地理解道。《西升经·在道章》说:“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鱼在水中,水在鱼中;道去人死,水干鱼终。”不知道,不代表它不存在,不代表它没在起作用。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本来就在生活之中,工作之中,没有一个抽象的绝对的道可以被找到,骑驴找驴,思路错了,容易陷入空耗。 

(三)内圣外王之道没有绝对的先后

内圣外王没有绝对的先后次序,也没有绝对的内外之别。先内后外是相对而言的方便之说。如一人做事如雁过长空,只是理所应当,自然而然,过不留痕,随做随空,内养与外用打成一片,那即内外本无界限。《论语》中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孔夫子哪一阶段是内圣,哪一阶段是外王?在七十岁他应该是与大道相合了,从心所欲与道一样自然,可称到达内圣,以此裁定,前边无外王,只有后面才是外王?又如孙中山先生、毛主席、周总理、蒋介石先生等,于国家民族社会事功方面是外用与外王,对自己家庭就不是外用外王?在他们身边受其影响至深者多矣,那平时生活的一点一滴言行,乃至无人之处言行就不是外王?

如果必言先内圣后外王,内圣几乎无有穷尽,到什么程度算是达到内圣的标准?如此世界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外王。反过来讲,必待成圣贤而去起用利他以外王,这样做本身也根本成不了圣贤。“我们切勿将悟道者将圣贤约定俗成地理解成道德楷模,因为道德楷模只是人伦方面践行表现的卓越者,圣贤的表现至少在事功、心境和睿智三个方面均有卓越表现。”[2]

只有道可孕育天地,这是我们称它为“道”的原因;圣贤亦必对天地有大贡献,这是称其为“圣贤”的原因。圣贤必有行动和成果。他有智慧,有愿力,有慈悲,亦有行动,本身就是融为一体难以分开。没有听说只静坐修心性对国家社会无益就敢称圣贤。

内圣外王统一在行愿上,以愿力(或称理想)去统摄自己的心念和行动。愿力建立在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定位,即确定来此世界要为此世界做些什么,是慈悲心。愿力是无我的。无我才能以无分别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固有思维惯性,合道则留,不合则弃。如此对待世间的一切学问,则可逍遥游。在行愿的基础上,不是像温开水一样没有热度、平静无波,圣贤是勇猛精进的。“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旁门八百,左道三千,而正道只有一个。明确了正道,以宁静安祥的心境践行正道的人是圣贤。这种宁静安详不是道貌岸然,心平气和,不是老好人和乡愿,而是以一种大勇猛、大精进、大刚毅、大执著的精神践行正道。[3]

固执己见,困守牢笼,不以合道为标准,舍不得过去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转述圣人之言说得再多,都是为他自己下注脚。自己改变自己是睿智,最后无法自圆其说,失去话语权,是淘汰。何苦来哉?

《孟子》中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又如何划分他的内圣外王?又比如,新法家这十几年工作属于内圣还是外王?有内在修养,亦有外在成果,甚至内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每一步都是内圣外王,每一步都有当时的合理性。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有人习惯拿先自修,有一定境界和能力后再出来利他,不然自身见地、智慧不够,反而可能误人。说的冠冕堂皇,很有慈悲为怀的味道,其实除了出家人勉强可以这么说(难道在接待群众,帮助群众就不是增长智慧、培植信仰的修行方法之一?),对在家人,普通人来说,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也必须先自修才能明白这是自己本来该做的?

普通人还要专门掌握一种利他的法门,专门在某阶段“专业”的出来利他?书桌上放层玻璃板才能写字?——根本就是把生活和他的“修行”割成两片了嘛。

前面所说,有行愿,有发心,其实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大小。根据自己的能力,先帮助和影响和自己有亲近之心的,也就是类似“志同道合”的,水平低就距离恶人远点,因为你帮他反而在加重他的执着。能力是不断锻炼中增长的,能力和威望高些了,对于和自己矛盾对立的观点和人,在他困惑和想改变的时候,给他一个助力和契机就可以了,难不成还真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所有人才是慈悲?一个人只有当他本人“想改变”时,才有可能去转身改变。

《金刚经》中,佛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你们不要以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念头“我应当度众生”,为什么呢?实在是并没有一个众生是如来度的,自修自度,自性自度。“真正足以为人之师,真正足以度人,他必定已经证到空的境界了,何以会有自我崇高的观念呢?绝对不会!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观念了;而是一切众生,人我平等。”[4]

所以,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内圣有迹先寻,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外王必待后做。强分先后反而可能造成先不成,后不就。卡在半途,不上不下,没有落脚点与着力处,画地自牢。

(四)内圣外王之道没有绝对的内外

如果从沟通交流天地与道即为王来讲,每个人都在与天地交流,与大道沟通。只不过在形而下来讲,有的沟通负面的,有的沟通正面的而已。

内圣外王之道没有绝对的先后,也没有绝对的内外。所谓内外,对每个人无内外,对世界亦无内外。人的内心到达何处为内心最深处?《大学》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调养身心,每一言每一行都对外界有影响,都在明显的或潜在的改变这个世界。有影响有能量输出就是王。如六尺巷,地王三尺;如正气歌,诗王千年。如道统经典,王万万人心田。所以,护佑人类延续发展道统,护佑天地万物和谐共存,使天地人三才各得其位,可持续发展的心念和行动,以及由此外显的影响,都是外王之成果。

甚至内修本身也是一种成果,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内圣外王,每一步都有当时的合理性。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飓风起于飘萍之末。

现在有的消费刺激生产思想,实质是消费刺激欲望。以此外王的力量,导致人的异化、物化和奴化,有的组织想以资本垄断世界,“实际上,西方的政治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少数人排他的的经济权力和狭隘利益,从来就是建筑在不平衡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又反过来为其服务的。而不平衡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对抗的核心根源。少数强者(奴隶主、封建领主、企业雇主、帝国殖民主义者、跨国财团)对于大多数弱者(奴隶、农奴、雇工、被武力征服的异邦民众/殖民地人民、全球化资本殖民的所有受害者)的霸权和榨取,是贯穿西方古今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一根主线。他们把这种弱肉强食的经济关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不变真理。为了维护他们对于绝大多数弱者的经济霸权、剥削榨取,防止他们的反抗,这极少数强者往往采用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是政治-军事暴力,而软的一手就是所谓“民主政治”。“[5]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世界的力量是无分高下的。都各有时势条件。内圣外王的力量有多大,内邪外王的力量就有多大。正如上帝的力量有多大,撒旦的力量就有多大。不要以为行内圣外王之道就天下无敌了,为什么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困难和挑战永远不会消失。反过来说,这也正是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一的意义,《道德经》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去弥补天地的遗憾!

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对世界都是有影响的。每人之一言一行,都在改变世界。

《易经·系传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制动之主。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

言语,行动都是有能量的。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一句温暖入心的话,能让听者记一辈子。甚至鼓舞他一辈子。一句恶行恶相的伤人之语,如箭如刀,能使人痛苦一辈子,记恨一辈子。

善言嘉人,恶语毁人,更严重的是恶语毁掉了他对世界的亲近和信任,他可能把这种认识带给家人,带给周围所有人。言行这个枢机,打开和关闭着一群人的荣辱感受和行动。

所以《列子·说符》里说,“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即使小的言行也不可不慎,你能说能做,别人就敢迎合和效仿!有诗句说,“劝君高举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你说的话,就有附和的,你做什么,就有跟随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之人更是重要,你做什么对下面几乎没有秘密,都在观察你的情绪,揣摩你的喜好,,一级级放大,天下百官疯狂跟随你的喜好和欲望一起旋转,比如周永康、徐才厚之流,就对整个国家和军队风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 影响。《中庸》说,“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什么含义呢?“自己起心动念中规中矩。规矩,佛学就是戒律,所以后来佛经到汉朝,第一次的戒律翻过来就是叫“三千威仪”,根据中国文化来的。威仪是对自己内心的修养,就是戒律、戒条。“[6] “曾子在《大学》中讲“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人起心动念不要有坏的想法及行为,有十双眼睛看着你,无形的;十个手指头指向你。这是儒家讲的,很严重。我说曾子还讲得客气,照释迦牟尼佛的理论,你的所作所为,旁边看着你的岂止十双眼睛!所以中国讲道德的修养,有一句成语,不敢“暗室亏心”,在黑暗的房间里,自己的思想都不敢乱,就怕亏心。” [7]“后来了解到自然科学,对于物理学、光学等有了一些皮毛知识。才相信人们起心动念的思想作用,甚至善恶念头等等,它在自然界里,也犹如投一颗小石子在水里,它都会发生波动性的动力作用。由一个小小的涟漪开始,逐渐扩散,遍于虛空。而且还可以用光学原理把它录影下来。才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乃至“千手千眼”的真理所在,并非是托空妄语。“[8]

普通人影响小,有地位有境界的人影响大。《道德经》”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虽然小,但达到一定数量级后,就是时代大势。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绝大多数人内心的需求,被故意导引向更多的钱、权、物质等,宣传鼓励为满足此需求可以采取种种手段,就危险了。尽管大多数人得不到这样多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会认为自己是因为没机会,他认可这种追求和观点。并平时有意无意在对家人,对周围宣扬此观点,风起于青萍之末,《道德经》说,“朴散则为器。”最初这思潮也很不起眼,当上亿、几十亿人的想法与行动汇成席卷天下的能量,这股力量无比巨大,或许这就是佛陀所讲的众生业力,共业,这种共同的力量,这一波波浪潮前后相续叠加,谁能扭转?谁能正面阻挡?耶稣悲悯的说,我要为世人赎罪。那谁的罪不是自作自受呢?自己的罪只有自己去改变。

每个人对外影响“外王”,对自己影响指导自己选择,亦是外王。普通人是难以参与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那么其内在核心思想决定和指导外在行动,难道一定不算外王吗?

(五)市场思潮与“内部外王”

随时代发展,市场或交易的思维越来越普及到普通民众心中,人们的内心世界构建也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新的内心思考模式构建也是一种新的”内部外王“。

从国家文化导向层面举例,黑猫白猫的思维,无论西方还是传统文化,能发展经济便好,文化精神也成了道具和手段。但不择手段,是要完成最高道德。前半句做到了,后半句不成功。受市场经济观点影响,慢慢把人之间的情义情感商品化,将一切有形无形的存在都市场化,出现诸如教育是一生最大的投资等数不胜数的奇葩观点,衡量人生怎么讲?讲实现人生价值。

那每人的人生标价多少,值钱几何?凡有价值的,就应当允许买卖和交换。

有能力的,垄断公共建设,公共资源,这是大垄断。本事小的,就搞小垄断,比如垄断装修材料,村匪路霸垄断乡里等等。他会自我论证自己的合理性:这么多贪的,我是没机会,但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你吃肉,我吃不到,喝口汤总可以吧。

从个人层面讲,受此思潮,人们习惯把所有事物和行动都市场化,而可以买卖的都不是永恒的,纯粹的,进而加重了对人性的怀疑。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之类思想大行其道,可以看出对人性是相当不信任的,而不信任就要保护好自己,他可以由此观点衍生出许多人生真理、人生圣经、人生诀窍、人生秘诀、人生鸡汤,把别人和自己都商品化,各自值多少钱,称量别人价值,估算自己卖给谁最合适。谁都怀疑,那信任谁呢?未发迹前的同学、战友、同事,加上家族,新的上下级及其人身依附,成为一个商品流通网。

一个人内心就信仰那么一两句话,他围绕这个修建一座房屋或大厦,住这里边他有安全感。每块砖瓦门窗都是一个思路和方法,砖瓦亦是各种保护,有前路有退路,对每个人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对策,这座大厦就是他内心的外王。

(六)内圣之道与可持续发展

如果强分内外,为什么非要追求内圣之道呢?借用地理学的观念,为了促进每个人和整体世界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概念还是很粗糙的,满足什么层次的需要?标准是什么?后续当然对这个观点有很多补充和探讨,起码,这种思想是关注长期的、动态的发展,初步摆脱了重视眼前和区部,注重短期利益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人的发展同样如此。

可持续发展思想以生态可持续为基础,经济可持续为条件,社会可持续为目的。那也可以说,对人性善恶的认识为基础,影响一个人的基本面——人心可以是天空、大地、海洋、森林,亦可为沼泽、杂草、荒漠、垃圾场、臭水沟等等;对获取外物财富采取什么手段为条件;对身体心灵是否满足和康乐为目的,能让三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优效果“和”、“中”就是好的道路,如此才能促进一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看到,人类提出可持续发展,更多是站在人类本位利益出发,是受压力而改变的被动行为。虽然也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多从利益计算角度出发,估算出湿地海洋森林等的潜在生态经济效益巨大,破坏得不偿失来立论保护,或从地球生物链、生态循环受破坏威胁人类生存,各类污染危害人类健康角度来阐释,并未从“众生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等高度与层次认识。

所以,现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包括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还并没有深入到人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心理都疯狂、短视、自利,怎么完成外在的可持续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是很好的原则,但是并没有成为普遍遵循的道德公理。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物呢?更是差得多。起码克制一点对天地自然界的破坏做到了吗?这一点,也远远做不到。

可叹的是,所谓可持续思想也是遇到困难和危机时容易想到,生平盛世之时,欲望膨胀,吃喝玩乐不亦乐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就成了一个个历史剧循环。“战国时,老百姓都在‘望治’,希望社会安定、行政的治平,人民能安乐,国家能富强。但富强康乐久了,人心就思变,变久则乱,乱久就惨了。惨痛以后,再回复到‘望治’,而后得太平,人类社会就是永远这样轮回。” [9]为什么会如此?人的本性如此,“如果以历史哲学来看,人类的历史苦难,可以说是活该。所以仅仅靠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使天下一切众生得太平,是做不到的,因人心不能平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鼓励、倡导与法治保证,使此循环速度放慢,使人心和社会的放纵与疯狂受到限制使之长久,是可以做到的。[10]

所以,不提升人们的天道观、人地观、人际观,不辩证的看待这个世界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人与社会、自然的发展,也就难以可持续。

(七)外王的释义与评判标准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春秋繁露》记载:“古之造文者,三画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而连其中,通其道也,谓之王。”子曰:一贯三为王。能通晓天地人规律,明悟大道的人可称为王。天地是最好的老师。通晓天地大道,必然会效法天地,效法道,所以古君王必然要作之君,亦作之亲,亦作之师,一开始圣王天性纯挚,自然而然即是,后来只好勉强以行之。所以后世儒者欲复兴王道,只好努力致君尧舜,奈何人心日下,德不配位,相权强按牛头,君权不饮,这也是历史发展的无奈。

但是后世儒家太把自己的好东西当回事了,当世界上只有我的最好,其余都不够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狂妄。道是可以垄断的吗?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只有我能代表道,只有我讲的才是道,只有我传给你才能知道“道”,言外之意我要是不传给你,或者说你得不到我传的“道”,你就是无道之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师说》表面谦虚,实际暗藏狂妄。师道理论在这里已经变得狭窄了,容易造成一大批以“传道者”自居的“真理在我这边”的社会话语权把握者。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什么是闻道呢?只能听闻别人演说才可明道?《六祖坛经》里说,“慧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老师与学生不是简单地传递关系,韩愈说,”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句说要向所有有道之人学习,道理是不错的,但但关键是怎么确定谁是“有道者”呢,是刚才说的“我要传道”的人吗?韩愈立论基石是“道”,但没有对道有圆融的定义,对“师道”的老师标准也模糊不谈,那结果就是造成一群以师道自居来毁坏师道的人。那什么是师道?启发别人自己的智慧,事实上在传播道理,而从不以此自居,不好为人师的人。还有一个问题,传播者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要考察徒弟的心性,所传非人,要承担惩罚的。有的道理不能随便传播。武侠小说经常有学了一身武功的劣徒,恃之为恶,危害人间,那怎么办?有能力清理门户吗?

韩愈本意未必狂妄,也未必如上文以传道者自居,但是他确实只看到了师道好的一面。《六组坛经》说,“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 《孟子》说,“人之患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就是住法自大,本质上是一种我见,对自我的经验和学识过分自信,容易固守师道尊严,各执一端,拉帮结伙立山门,落入门户学派的束缚之中。《六祖坛经》说,”道须通流,却何以滞?“不要搞成道在你这里乖乖停滞为你所有啊!思维封闭起来的话,有多少能达到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地步?这也是师道的反面,外王影响的反例。

与之对应,《金刚经》中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我告诉你的道理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你不要死死抓住不放,该放下就放下。《金刚经》又说, “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不要以为佛陀自己总想着“我要度众生”,为什么呢,自度啊自度,是众生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本性,确实没有一个众生是只靠佛陀得度的,如果佛陀如此想,那佛陀就有所执着,也就不成其为佛陀了。为什么能做到?明海法师说,因为“菩萨能做到无所得,菩萨不觉得他在度众生,他也不觉得有众生可度,也不觉得众生是众生,也不觉得佛是佛。那么在他的境界中,每一个当下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天地本身就是老师,老师不一定非得是人啊,反过来说,师之所存,未必道之所存啊。《六祖坛经》说,“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所谓你所想的秘法,窍门或大道,都在你那边,在你里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老师这个替代不了你。

(八)内圣外王之道并非万能

内圣外王之道不是万能的。需要民众觉悟,民众接受,民众信行。寄希望于圣贤明君,其实是推脱责任。即使圣贤,很多时候亦无可奈何。诸子百家很多圣贤内圣之学不可谓不充实,为何没有直接外王?无法举而措诸天下之民?从现实政治功业来说,没有实行,一生甚至可以说比较凄凉,时节、因缘不允许,有内圣能力,不代表就能外王。给不给你机会去外王?需要可以付诸实践的大环境和机遇。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春秋以后又经历了多少次山河破碎,战火绵延,血流漂杵,人民颠沛流离,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时代往往绵延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内圣外王之圣君出来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是当时没有圣贤吗?圣王一出,天下大治,人民少受罪,少死亡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难以见到?在现实政治改变、国家民族安定方面来说,圣王不是万能的,改变国家社会不合理现状,不是那么简单。

这又涉及到圣人(伟人)史观和人民史观的问题,历史究竟是由圣人还是普通人民来推动?个人认为,人民积累时势,圣人引导时势,无时势则圣人无力,无圣人则时势无方。《易经·系辞下》说,”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春秋时期孔孟等圣贤不自己拿下或者组建一个国家为天下千古示例?身边并不缺少各种人才,首先难以保证现实国家的后续不变质,更重要的是没有名义,民众从观念上当时也不能接受,名不正则言不顺。只好游说当时君王,期望实行王道,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难道遁避山中自己清净?《论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论语》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孔子早就看出大道难行,时代局势朝着变坏的趋势难以扭转,《史记》中记载,他曾赞叹老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对于避世,他非不知,非不能,是不愿而已。寄留希望与后起之秀来实行,我们还能要求他老人家什么呢?

《孟子·公孙丑》中记载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此篇中孟子还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他也在慨叹时不我与,内圣即便足够,没有机会、没有时势为助力,外王也难以做到。《易经·系辞下》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同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九)圣人以百姓心为心

总之,在历史潮流中,时势、圣贤、民众是处于相互挟裹的滚动发展中,而且时代以降,由于民智大开,民众的想法观点趋于多元、多层和复杂,越来越难以统一,难以凝聚共识,个人认为时势中,民众力量因素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放下圣人观,倾听民众的心声,响应民众的诉求,发掘民众的动力,解决民众的问题,找到民众力量的枢纽机关。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和百姓想到一起去,发声即为天下人心之声,无可辩驳,这样的言语文章才具有巨大能量,不可遮不可掩。才能获得力量,赢粮而景从。

站在高处俯视百姓写文章,写给谁看?只能给更高层看。这是为生民立命立言吗?如此写文章的太多,那高层看谁的?信谁的?毛主席上学时期就行走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干革命工作也不是在图书馆不断发文章,而是直接走到老百姓中间体察、组织,不断总结,继续组织各种斗争,为争取老百姓心中的权利斗争,他找到了群众力量的枢纽,才影响、引导并最终创造了新时势。

(十)圣人不作怪,圣人即常人

圣人即常人。内心是觉悟的,外在形态合于凡人。金刚经里描述说“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上菩提是非常平实的;古德告诉我们,道在平常日用间。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圣人之道的完成。“[11]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在多数人心中,圣人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把圣贤的境界塑造的很高,高到不见顶相,高推圣境,是圣贤远离人们的视野,远离人们的日常行动,远离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一种飘渺的精神符号,无从亲近,贵而无位。

为什么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人民怀念乃至崇拜?仅仅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言行举止没有远离人们的视线,在生活上,恰恰就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是身体和心灵都站在了老百姓的需求上,以百姓心为心,做了很多事,但都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所以感到亲近、感到温暖,失去他们如丧亲人,他们劳碌奔波一辈子,建立中国,给老百姓撑起保护伞,又想办法提高老百姓地位,他们的逝去,好像照顾自己一辈子的家长走了,顿失依怙这种感情不是虚假的。

"高推圣境的结果,往往变成一种不正观。不正观就是不正的思惟,不正的思想,变成神经了。"[12]当把圣人非要描述成不是常人,高推圣境,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首先,理论上治理国家、管理子民的君王应该是圣贤,或接近圣贤。否则不配坐这个位置。尧传位时如此,《论语》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上天的意旨,气数到了,轮到你挑这个担子。舜把帝位传给大禹亦如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我这个天帝的臣子精神不够,无法继续作为天下的庇护,我选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所选的这个人应该也符合天帝的意图。所以乃至政治变迁,也必以”合道“为大义号召,称现今”天下无道“,称君王是”无道昏君“,所以要”替天行道“。

《论语》中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领导人对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起示范作用,下面的人都围着他转,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层比一层疯狂。所以有言道:欲知一国之兴亡,必先观其内,一国之内为百姓,百姓之内为法制风气,而天下之风气,必起于天子。坐上位子,谁也要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然只有圣贤才能受命于天,所以描述君主为圣上,圣明、圣旨、圣裁,《道德经》中,“老子曰: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虽有自谦自警之意,何尝不是孤高远离于普通人?谁能承认自己不配?尧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种带有宗教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君主,要求确实非常之高。

在公元897年,禅宗史上震古烁今的大师赵州和尚(从谂禅师)圆寂,赵王为赵州和尚的画像曾作赞曰:“碧溪之月,清镜中头。我师我化,天下赵州。”而君主们有几个能将自身修养、智慧、能力提升到教化天下的程度?虽后世常有罪己诏,可谁又能朝夕惕厉,战战兢兢以罪己诏之心日日如此?谁也不能天天承认自己不配,只好把自己架起来,或者被架到圣贤的位置上,尤其经历宋明理学近乎戒学的规束,几乎没有常人的乐趣可言。而许多职业皇帝哪里有圣贤的修养与能力?本来就是个普通人而已。约束越大,反抗就越大。

(十一)优良王道传统的遗留与矫饰、逃避行动的流弊

从好的一方面讲,即使表面上做,也保留了很多文仪礼、规范、循例与程序,保留了中华文化精神好的追求。《贞观政要》记载,“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诚疾,不可!”太宗:“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成灾。“唐太宗内心挚诚程度且不论,仅仅从言行上,也确实保留了此畏敬道统之精神,罪在朕躬之担当勇气。不仅如此,所有中国文字、名称、约定俗成的习俗、事例,都能找到背后文化好的影子,都会发现初衷是合于道而设而成的。

弊的方面来讲,把所有现实行为都要套到理想模式上来论证合理性,不得不作假。没有对应的修养和智慧,失之于伪。把圣贤之道当成了借口和工具,老子曰圣人出,有大伪。罗兰夫人也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长期的寻找借口训练中,领导者带领国人把矫饰这一能力练得炉火纯青,无论什么样的行动,总能找出个大义凛然的理由,而且多只停留于口头,口惠而实不至,流弊也。 “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十七八世纪以来,东方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会那么苦?西方人命运也苦,但比我们好得多了。依我看东西方这几百年社会的结构,与文化思想的形态,一个是真正实行了慈悲爱人之心,一个则是拼命讲理论,实际上慈悲、爱人、利物之心非常差。这是我看历史,看社会,再看个人,积五十年之经验所深深体会到的,实可谓痛哭流涕者也,没有办法,这个民族的惨报还要受下去。” [13]

所以圣贤之学要落地生根,首先就是要破除高高在上的远离民众的现状,先认识到内圣之学就在身边,所谓“于十方界做道场”,家庭即道场,办公室、校园、劳动岗位、交际圈子……处处都是道场。所谓天尊地卑,大地离人们日常生活最近,所以最亲切,所以“请卑之,毋高论“,道在日常才亲切才平等,内圣在生活才有活力。”天道远,人道迩“,从人道实践才是看得见的,有进步的,比空谈高远天道,割裂天道人道可行。

《孟子·离娄上》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转身就是,去关注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去关注总被忽略的习惯性的日常言行。我们普通人同样有清净光明的本性,和圣贤的本性并无区别,《复性书》中说,”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佛陀悟道后也说,”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放下妄想执著,智慧圆满的本性之光就透出来了嘛。对普通人而言,在日常行为上,《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先从外在行动、言语入手,在表面做到,装也是一种好习惯啊,装习惯了慢慢就是真的了。外在也可影响内心。关于观照,“坐在这里,灵灵明明,能观内观外,应付一切,以能观的观所观,就是初观自在。达摩祖师说: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待人接物时,稍稍管带它一下,它就在这里,这就是“行”。久而久之,就是“行深”。”[14]慢慢观照自己的念头起灭,察觉念头和情绪对自己言行的统治,慢慢觉察纠正,《尚书·多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当它强大时先克念,刑杀,慢慢调服,它兴风作浪的能力就低了。

在这方面,中国禅宗的形象分析更为精详,因为禅宗很多祖师喜欢用“牧牛”譬喻“修心”,即将牧童比作人,将“牛”比作“心性”、“烦恼“,后来许多牧牛公案逐渐形成图卷,并由许多禅师依据图卷作成偈颂, 从而成为图文并茂的禅门心法著作。普明禅师所作的“牧牛图颂” 因其诗“言近而旨远”、其图“象显而意深”,是禅诗中的佼佼者。普明的牧牛图颂分为十大阶段: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泯,有十首颂,非常形象而高明。

达摩祖师说,“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如何理解呢?”一念回机就是这样,念头还没有起来不是压下去喔!念头一来就空掉了,回到本来空的地方嘛,你下面问在平常生活中怎么应用呢?那你就应用更大了,一念回机,回到你那本空的境界,是心如明镜台啊。再高一点就,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就千军万马当中都可以去了,你就是布施众生,做任何事情一点都沾不住,因为你一念回机本空嘛,日常生活中活泼泼的,天真的、干净的,不受一切污染。“[15]

当在日常生活中提起了对自己心念的观照,自觉纠察自己的行动和言行,真正去发扬慈悲、爱人、利物之心,道统可接,王道可续。

二、对道的辨析

(一)道无所不在

道广大悉备,无所不在。《易经·系辞下》“子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天地间越是了不起的学问,越是平易,平凡。它的运转毫不呆板固定,适应时势而有新的气象,流动地推动影响,遍布整个器世界的有形无形存在。

《管子.内业》说,”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虽然无所不在,但是人们难以感知。《管子·心术》:“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道德经》说,“道恒道,非常道。”道就是道,佛陀初悟道,大家请他说法,他回答说“止,止,我法妙难思。”难思不是不能思,是不要用日常的世俗的观念去理解它,它是超越庸俗的。你用庸俗的观点去描述,只能让自己陷入庸俗的死结。

《列子·力命》说“故曰,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道是超越任何有形存在的。它无所在无所不在,无量无边,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是它自然有一股力量在运转。“漠然自运”的“漠”不是冷漠的含义,事实上,任何情绪化的词语用来描述道都是不恰当的,凡带有情绪色彩的词语都是对道的理解的投影,它的存在就是自然如此,它不需要赞颂,也不在乎诋毁。但是人类要学习、体会道的运转又必须用情绪化的词语来描述,来鼓励自己。因为这个学习本身就发乎情,是一种情感。

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之起用在世间万物万事万象之中,谁也离不开它的作用和影响。能离开它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道了;换言之,如果你认为能离开道,那就是在错误地理解道。《西升经·在道章》说:“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鱼在水中,水在鱼中;道去人死,水干鱼终。”不知道,不代表它不存在,不代表它没在起作用。

《中庸》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同样《孟子·离娄上》也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本来就在生活之中,工作之中,没有一个抽象的绝对的道可以被找到,骑驴找驴就是思路错了,容易陷入空耗。 

《圣经》中也记载,“摩西问:‘你是谁?告诉我,我才好对百姓说。’‘上帝说:“我是自有永存者(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道就是道,道无所不在,道也永续长存。

道是超越,超越什么?超越相对性。道也不是绝对,绝对只是人的一个想象出的状态。绝对性无法描述,当自以为到达“绝对”的状态时,往往是一个相对的陷井。相对性可以描述和感知,人可以不断超越自己的相对性。

要想认识道,要明白更高的智慧,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存在巨大的不足,这第一步就很难,人之患好为人师,看来看去,思前想后,还是自己是对的,别人的那一套——不好使,要知道井口之上不是天的全部,还要想跳、敢跳,才有跳出去的可能。 

(二)道无偏私,超越善恶

《易经·系辞下》说,“子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注虚。“《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是超越善恶的存在,不存在主观的偏向某一方面。《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对万物的化育是平等无分别的,自然而生万物,自然而灭万物。圣人做任何事也如天地,自然而然,并非出于我要爱世人等主观观念而行动。《吕氏春秋·去私》曰:“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复性书》中也说,”圣人者岂无其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看似充满关切世间之情,但是又确实不是出于私情偏爱来做这些。不干扰、不强求,顺其自然,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发展。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都在努力的自由的生长,但这种自由亦是有限制的,就是竞争,但这竞争本身又是一种大自由。没有竞争的自有是非自然的,也即是受规定的”假自由“。所以,有诗句说,”雨后山中蔓草荣,沿溪漫谷可怜生。 “郁郁青草,只要有一定的生发条件,没有主导,自然而然就欣欣向荣的、朝气蓬勃的铺满山谷,可爱的摇曳起来,尽情释放自己的潜力与生机。在这个自由中,生与杀都是常道。可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可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生和灭都是天道的自然而然。《道德经》说,“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道对生也不居功,对死也不惮恶。没有高高在上,很平实的存在。《道德经》说,”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它并没有自居为主宰,并没有统治和控制的意愿。《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先于有形天地而生,不依赖于任何有形无形的存在而存在,周遍万物,周流不息,是万物的根源母体,本体不变,生灭的表象有变。傅大士指出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一切存在都是道的运转显现,它的能力不随时间空间而生灭、增减、来去。所以道是超越性的,超越到什么地步呢,超越一切相对性的地步。

(三)道与人类、万物一体

《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佛教的僧肇大师亦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天地人并生,一起来的,天地是与我同存的,万物是与我同一的,我们跟万物同样都是道的一份子,并非天地就是我,也不是我就是天地,万物也不是我,物是物,我是我,天还是天,地还是地。

 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但是人如此,宇宙万物,一个植物、矿物,它也靠这个道、生命的本来、本体的功能成长。万物依赖于道,如大海上运动的浪花,滴水藏海,每一水滴虽小,也蕴藏着大海的特征。《素书》“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道使人们所遵循和实践的,但天地万物并不清楚其所来由。《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万物的来源不二,只有一个,其运化万物的能力也是常理思维难以测度的。《管子·内业》:“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万物的成长既依赖于此,亦由此联系在一起,具有微妙的整体性。

正因为道与人类、万物为一体,所以在《易经·系传上》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管子·内业》说,”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道,所以来充实身心,而人们往往不能固守。来去都难以把握,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不见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它与我们(万物)的身心成长始终是一体的。所以《管子·内业》接着说,”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不管你能不能感知它,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它就是这样与万物一体,成功的时候可能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失败时才发现已远离它。

(四)道何以演化万物——感而遂通

《道德经》中,”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为天地万物之母,它如何化育万物?《周易.系辞上》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感而遂通之后,有形象开始显现,物质世界慢慢形成,有形象开始显现《易传·系辞上》说: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之真体。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藉着他而被造;凡被造的,没有一物在他以外而被造。”《创世纪》也说,“太初,上帝创造天地。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没有成形之前就是道的寂然不动,"上帝"如果比拟于"道"的状态,而不把上帝拟人化,可以看出东西方典籍是相通的。“上帝(道)”“感而遂通”创造天地,两者就相通了。 

(五)任何现象背后的作用为道,现象可通道

任何能表达出来、任何有外在形式的形而下的存在,本身不是究竟。它们背后的东西——道,才是根本。道本身是独立而不改,《心经》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道本身具足,不假他求。《中庸》“天命之谓性。“南怀瑾指出,”天命之谓性的性,是指人道根本的自性,它是有生自来与天道想通的本性。“《坛经》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道生法,道生万法,无论古今,无论何地,在人们日常所能感受到的范围而言,能感受到天地是伟大的,天地是最接近于道的存在。《易经·系辞》:“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

我们观察天地,效法天地,就是在观察体认大道的存在,能合于道,就是生命最终的存在意义。《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阴符经》也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认识和领悟天道的规律,以天道为人道的法则,以执行,那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通于道是为了什么?为了悟道和行道。“因此古今中外一切圣贤,都注重教化的工作,希望人人都能修到去恶返善,还归天然纯净本有的自性道体,才为究竟。“[16]所以中国文化说悟道,感悟到了道的真实存在状态,修道,保任这种状态,行道是在行为上合于道运转万物,护持人类的慧命,播撒悟道修道行道的种子。行道的方式有所不同,”孔子被时势人事所迫,处处遇到世途上的陷阱,使他始终困于尘劳而不能大行其道。但是他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总希望以自身的教化,能够唤醒人心,返还正道,他这个愿力,始终不变。” [17]西方圣贤也是如此,“与孔子很相似的,就是公元前五、六百年时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他不愿称王称帝,而毅然离家出世,最后成佛而教化众生。希腊苏格拉底,为坚持理性的正念,甘愿饮毒而亡。至于迟五百年后而生的耶稣,为了显示正义的博爱教化,也宁可舍身被钉上十字架。这都是千古圣贤同一悲天悯人的心情,以身示则,作出不同教化的榜样,永垂万世不易的法则。”[18]

不仅万象可通道,给人们以”悟入的可能“,而且道演化这些现象本身是有信用的,如风一样携带信息,无处不至,有信而来,不知倦累。

(六)道无言而有信

天地运化是无言的。不用言说,也没有指挥。《论语》中,“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地又是有言的,在有智慧的人眼中,天地之间林林总总事物,都在显示它运化的过程和成果。苏轼作诗说,“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道生法师说:“无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道德经》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运化合感,雨水自然地降落,没有人命令或者与它约定而年年均匀。这也是一种信。

人可以从道的作用上来体悟道的运转,但面对同样的外物,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有人感到清净、自在、旷达、逍遥,有人想到要去追逐、占有、发泄、破坏。结果如《道德经》所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但无论感受到些什么,天地的展示是不约而至,无言而有信的。 《道德经》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天地运化合感,雨水自然地降落,没有人命令或者与它约定而年年时时为均。均不是平均,是合理之义,是合理的落在各地,为什么有多有少?因为合“理”。天地运转在某个情势下,落在各地各自有多少是正常的,有其理必有其事,尽管我们可能没有观测到;有其事必有其理,尽管我们说当前还没有研究透彻。从长时间看,世界各地年平均降水量也不同,这也是一种信。

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它的整个运转和生灭过程。它运转历程中处处有信,点点滴滴信息昭示运转的规律,昭示人们应走什么样的路。

道运转不停,各个现象包括人的念头如流水相续,永不停息,每时每地,每物每声都毫不劳累,都在等某人与它相通,提供无数机会等人与之相契,机缘成熟时,这就是契机。

大海不容死尸,道非死物。死水难有活泼大用。道在通流,它也运动,它的运动就是天地的生灭。天地必有生灭,佛法也说世界有成住坏空,能生灭天地的道无生灭。宇宙有生命,能让宇宙诞生和毁灭的,无生灭。小时候看圣斗士动画片,总呼唤着“爆发吧,小宇宙”,本身就是东方文化的思维,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天地,也常常幻想自己也有强大的小宇宙,某天也会爆发,去申张正义,惩治邪恶。正如《功夫》电影中,也幻想有世外高人给自己一本秘籍,嘱托说,“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国外的佐罗、超人、蜘蛛侠、钢铁侠等等,古代中外的侠士、圆桌骑士等,这种情节场面在漫长的历史中历久弥新,络绎不绝,不仅仅是娱乐那么简单,反映出古今中外人类对惩恶扬善的本能追求,其实也是对“中”的追求,不使人类乃至万物族群受到极端力量的损害而丧失延续性。对恶的破坏性保持着本能的警惕和制约,已深深烙印在人的潜意识之中。也可以说,这潜意识就是对“道”的向往,潜意识就有一种与心中最美最好的那个东西合为一体的的向往——悟道而合道的向往。

直到今天,让自己从睡觉忽然醒来的力量是什么?躺下让自己睡着那一刻的力量是什么?平衡到一定程度,自然有股力量让他醒来,终不会一直睡下去,也不会一直醒着。再说生命从何而来,死向何而去,虽然有各种结论,但是并不能让人们放下疑问。现代科学认为。宇宙一直在冷却,冷却的未来是塌陷,收缩,形成奇点,没有时间空间又具有无穷的质量,然后又爆发,形成新的宇宙。静到了极点,自然会产生力量让它释放,从而鼓万物而不与万物同忧,这也是信。

(七)道成形,分阴阳,效法善道

形而上的道,寂然不动,是没有善恶是非的,它起的形而下的作用,即“用和象”,每一个现象是相对的正反两个力量形成,宇宙间任何东西都是一阴一阳。《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那么问题来了,天地间最大的阴阳现象就是生灭两个现象,前面也说过,天地不仁,没有偏爱。《阴符经》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良曰:机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杀,则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那么问题来了,效法天地到底应该效法哪个?俗语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什么不说“上天有好杀之威”?我们知道,古代对杀机是很慎重的,罪犯一般在秋后问斩,因为秋天主肃杀。《道德经》“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既然无亲,为什么又有亲与善人?如前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那为什么是“继之者善也”?《大学》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易经·系传上》中,“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这个顺应该也是顺其善道的意思,所以《易经·文言》亦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反之传说中张献忠曾写下”七杀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体现了效法天地杀伐的思想,后来考证没有七杀碑应为“圣谕碑”,后面七个杀字实际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便如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批判与反思。《易经·系辞下》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说,“生生之谓易。”《道德经》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类似的思想,《增一阿含经》也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

《管子·宙合》中也指出,“道也者, 通乎无止, 详乎无穷, 运乎诸生。”运转整个天地生命的根本力量就是道,人只有效法道、合道才能获得得到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我们尊称一个人的境界,不是用权位与金钱来衡量,而称之为“得道“高人,说他有”道行“。

为什么都提倡效法善道?前面说过,形而下世界任何现象一阴一阳,善恶亦属一阴一阳,在形而下的用中,时空不同,没有绝对的善恶,但在人类世界每处相对固定的时间空间下,善恶又是绝对的。人性善恶的种子都有,恶的种子释放出来,天地都要崩溃,何况对某时某地!《阴符经》说,“天发杀机,斗转星移;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人性恶的破坏力是巨大无比的,善,对自身行为是约束和克制的,甚至需要长期的训练,恶则不然,它是放纵的、恣意的,无所顾忌的,恶不需要学习,没有学习成本,无师自通,成为大善人很难,成为流氓坏蛋容易的多,这个流氓习气深深潜伏,稍有不控制就会冒出来作怪。所以古今圣贤都倡导人效法天地发育、生养、给予的“善”的一面,“阳”的一面,少用、慎用“阴”的一面。《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说,”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最起码,不管用阴用阳,要秉承至善的发心,才可能成功,正如六祖所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而事实是,无论从人类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对于这个天地世界的影响,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破坏远远大于孕育和建设。天地有灭杀万物的现象,天地更有生育万物的能力。没有人类的干扰,在表象上它所使消亡的,都是它自身孕育的,天地生发、运化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杀伐易效,孕育难为。虽然在自性、在道体层次,人也可以发育万物,人体本身亦是一个微小的世界,无数生物在其中在孕育、在生长,并且,人还可以思考并指挥和引导自己的创造,亦是一个奇迹,但面对广阔天地的化育,还显得微小和幼稚,因为人类本身即是天地所化育。直到今天,人类仍难以沟通有机无机的界限,连光合作用也无法复制,发育功能远远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哪里可以随便效法杀伐?针对这个问题,《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也指出了杀伐的不可滥用。

(八)杀伐精神也是天道,不可弱,更不可废

万物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杀灭使之死亡就在一瞬间。从万物、人类、国家角度来看,必须遏制破坏性的杀伐,提倡善道以维护世界的持续运转,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在具体的社会运转中,在具体的人和事上,又绝不能走入另一极端,即极力的宣扬人权,宣扬生命权是最高人权,不可也无权剥夺,进而呼吁取消死刑。也出现了为罪犯开脱,片面宣传死罪罪犯生命权的奇谈怪论。这真有”友邦惊诧论“的味道,被害人的生命权和尊严他不慨叹,不呼吁,难道只是施害者有人权,被害者无人权?

自然界有秋收冬藏,如果所有动植物都不死亡,地球早就崩溃了,根本无法维持这个天地生态系统的延续

《列子.仲尼》说,“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不知道来由,思想、生命生生不息的现象,是宇宙万物永远自然的道,从现实世界变成了空,人和念头又不断死去,也符合道的自然。每一个族群(包括人类)的延续都是一代代生命为之牺牲奉献的结果。每个个体享受你的”存在“时,就要为这个族群的持续、健康存在而接力。当个体危及其他个体或者整体生存,必须要有强制措施使之停止。尊重生命要看这是个什么样的生命,长着一副人的身体就定义为”人“?有的”人“所作所为牲畜都不如。尊重他就是在鼓励她的行为。取消死刑正如不许医生开刀一样可笑,当器官有问题,医生告知必须割除部分,他马上同意割除,他这时不讲胃权和肝权了。有人危及国家社会安全,这时就要大讲人权?

从个人生命来说,都有自我更新、自我淘汰、自我生长和自我防御机理。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包括血液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更新,每时每刻都有海量的细胞死去,严格来说,人每时每刻都在“杀死自我”。为什么?为了这个人体系统的延续与发展。有的器官病变甚至癌变,当然要切除癌变部分,或者X光照射杀死癌细胞,这时候你要宣扬和保护癌细胞的权利?保护了它的权利,整体的权利就要丧失,所以有人在很认真地论述“为了一百个人,也绝不能牺牲甚至伤害一个人的利益”,美其名曰“保护人权”,这种态度可以称之为“幼稚空想”的“理想人权”或“理想社会”。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也没有国家在真正的按照这个“理想”去取代现实,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国家社会大乱。道理和治病一样。当然,我们并不是为无辜伤害某个公民辩解,在一个巨大系统的运行中,怎么可能保证完美的秋毫无犯?抗生素怎么保证不伤害一个有益菌或者有益细胞?如果按照这样幼稚的想法治理一个巨大系统,成本之巨大是无法想象的,也必然会拖垮这个大系统。用俗话说的事实就是,哪个庙上没有几个屈死的鬼?这句俗话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不涉及价值判断。

如何减少不必要的伤害?首先从个人来讲要清楚自己言行的边界,对系统发展的作用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道德经》说,“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符合道的,受伤害的机会就少。其次,对于管理者来说,要守护自己的初心、初衷——为人民服务;也要承担自己决策的责任,如果是一家饱暖千家怨,就要剥夺此领导全家之饱暖,没有这个理想和愿力,觉得“风险利益”不成正比,那就不要上台,习主席说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同理,家人亲族尽情享受特权之利益,明知违法违理还甘之如饴,对管理者不加提醒和预警,即为同犯,所得利益应予以剥夺!这时候再讲个人责任自负,讲保护家属人权,不恰恰是伤害多数人权吗?为什么家属们只享受权利(权力)不承担责任?利用人民公权不当得利为什么不能予以清缴?甚至由于对人民公权造成巨大伤害,而剥夺其亲属的部分公权力, 这是株连违反法律精神?违反谁的法律精神?以种地比喻,管理者可以“株连”伤害成百上千上万的人民权利,整个庄稼地千株万株全部受损了,可以比喻称之为“行连、列连、面连、域连”,对管理者搞个单株“株连”就不可以?侵犯人民国家权益的时候他和家属不提不讲人民的民权,惩治他们的时候想起来他和家属自己也具有人权了?到底是在限制还是在巩固管理者的权力对普通民众的滥用?是提倡民主还是压制民主?如此不合道的法理如坚持实行下去,法律不就成了违法者的助推器和保护伞吗?无形之中既鼓励了侵犯公众权益,又保护了个人不当得利。每个人对其所获的权益必须应该承担责任,对个人行为的后果也要负责任。

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提出来以后,在逻辑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又都是有缺陷、有局限性的,或者说这个概念都是有边界的。民也是人,是人就有各种主张和愿望,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美国每次出兵海外都是民主讨论通过的,他们的决定对于国内是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和大旗,对于其决定的承担者——国外人民有民主吗?”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每个人心中也都存在兽性,民众有时也喜欢暴戾或释放暴戾。很多时候,民主只是一个口号和手段,与极端思想结合,就是法西斯或者恐怖主义和民族矛盾。所以,民主必须在一定的原则和框架下才能保证民主的本义不被扭曲,不被利用,什么条件?要求民主要在贤能共治的框架下执行,贤者是明道者,能者是执法者,明道不是专指内心明心见性的内圣修养,更多是指对治国理政方面的”明道“,国家治理是要合道的,不合道则乱。

马克思主义是合于道的,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也是合于道的,一个是对古代治理居功至伟,中国赖以延续几千年国祚的幕后智慧,尽管有缺点,有歧路,但它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治理智慧,没有之一!因为其它理念根本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治理经验,一些人热衷全盘否定古代智慧,热衷拿进化论套到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热衷截取国外的一些现象和方法无限拔高,不考虑实际运作土壤,首先看起来很好的未必适用我国,国情、民情、文化都不同,强行移植只能是”橘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接下来如何保证效果,最终必然慢慢论证到全盘移植其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改旗易帜、胡说八道了。退一万步,即使政治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宗教能移植成功吗?文化能移植成功吗?而后者才是经济政治的土壤养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是全国混乱甚至分裂,老百姓遭怏。所以一些总想有意无意鼓吹移植、西化所谓专家学者,实在是混淆名实,制造垃圾,误导国家。连老百姓都知道,种花种草都要带着原来的泥土来培植,大树更是如此,怎么国外的制度、法律就想当然的作为指导原则而不真正考虑古代原有的制度法律等如何发挥优势?

总之,古代智慧的宝库,并没有得到重视,更没有真正打开。

刘基在《拟连珠·六十八首》中说,”盖闻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故牧野倒戈,而三军之役不再;阴陵失路,而百战之功尽倾。“杀伐是不得已的手段,和战争类似,忘站必危,好战也必危。

每个人发生在自己身体的杀——新陈代谢,是必须的,不能停止也无法停止的。古代的家族,也不废刑杀之家规,国家、民族之间更是不能废除杀伐,日本鬼子来了,把杀戮和侵略强加于我们,难道要举仁义之道感化之?在别无选择或没有更好的选择下,杀和战是不可逃避的。

因此《商君书·画策》说,“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止戈为武,杀是为了不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如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不同的国家、民族、信仰、思维模式等等,人类必然分化为不同的族群聚合体,有不同就有滋生相互利害的土壤,有利害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杀伐。杀伐有时是自我防卫,有时是替天行道,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人分享,诛无道,诛独夫,遏制、削平过度的恶,就是匡扶正道,就是使更多人享受到公义合正道。应化之道,平衡则止。使天地归于平衡,吊民伐罪,理所当然。这个吊民伐罪不是美国式的,因为其行动出发点都是基于本国私利,不合天道的杀伐,即老子所说,“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必然会以凄凉惨淡的收场而告终。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帮助人就要帮助人,该收拾人就要收拾人。这才是负责任的大国。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看你是出于什么初心而用了。总是幻想用善良解决一切,我善良一定会收获善良,那就是东郭先生;总是靠怀柔绥靖来博取好名声,那就是乡原。菩萨低眉,金刚怒目都是慈悲,“手里杨枝不计秋,苦海常作渡人舟”是慈悲;杀恶以扬善亦是慈悲。

体悟效法天地运转以求合道,是中国各家文化的共同点,从个人角度,从“术”到“艺”,再由艺进臻于“道”,秉持至善之心提高内证修养和实践能力;从国家角度,秉持至善之心培养、开发、呵护、鼓励国民的善的一面,那该如何呵护呢?你天天倡导、鼓励人们行善,现实中善良遇到伤害,遇到压制无动于衷,那就不可能形成善的社会,一次伤害可能就让他失去动力,心灰意冷,甚至走向善的反面,这时还在宣传号召为善其实就成了伪善——都不真正做不是伪善是什么?

因此,除恶才能保证为善,或者说,除恶才能保证为善的权利和喜乐。如果做件好事都提心吊胆,前思后想,惴惴不安,谁愿意一次次冒这个风险?人性,准确地说,大多数人的、普通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没有什么羞耻的,自然界什么生物不是如此?这时生命延续的本能,也是生命安全感的自我保护。只不过在人类社会中,管理者应该要使“利”与“害”达到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利于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持续稳定存在的大利,必须要控制这个“害”在社会正常运转的容纳能力之内。

路见倒地的人士,遇难相救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人趋利避害,扭头而走,这是本能,但人人如此,那么人人倒地(遇难)后亦无人救助,人人躲避了他应该负责的慈悲救助——社会良好运转需要如此,躲开了他想躲的,结果得到了他更不想得到的(遇难无人救),为什么会如此?社会导向没有及时纠正和澄清,对所谓老太讹人事实没有及时做出评判和引导——在正名上闪躲,在惩恶上迟到。习主席指出,“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19]以此为例,遇难相救可不可以上升为法律?我个人觉得是可行的。习主席也指出,“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诚信缺失等失德行为的整治,加大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20]同理,被救助者如果失德讹诈违理违法,是否严惩?严惩一个成为案例,后面反而不会大量发生。当失德成本极低,而因此获益风险低,道德靠提倡建立不起来的,只能是滑坡甚至坍塌。大量的制假售假、食品残留添加有害成分等现象,即源于此。

所以,杀伐之精神在当代社会,无法或缺。慎用,但决不可从个人角、个人得失、短时“不便”来胡乱唱反调,不然,如同逃避救人助人一样,当时觉得没有麻烦,不受伤害,最后吞下的是大麻烦、大伤害。

从广义上说,杀伐精神体现在国家、种族、信仰等之间,体现在打击恐怖主义——“自由基”等不稳定因素上;也体现在经济金融等无形战争上;还体现在社会刑罚和约束上;最终根源体现在观点、理念、学说的杀伐上,各种学说、思想都在影响、扰动人的判断和选择,思想文化战争,无形的侵入与支配往往比有形的更具破坏性,更可怕。

扭曲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解读思路,丑化民族历史人物和英雄,消解一个国家民族的信仰支撑,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鼓吹、美化“有甜味的空气”的国家和制度的优越性,引诱一个个地区参与到代表人类优秀价值观的浪潮上前进,结果是相同的,退潮后才发现他们自己在裸泳,一地鸡毛,什么也没剩下。苏联没有倒在法西斯枪炮的入侵下,却倒在了思想的渗透入侵下,庞大国家轰然解体,至今无法恢复元气,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三、内圣外王之道在实践中的运用

到此,我们还应该确定一个重要的界定,在从古至今的漫长年代中,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内容或成果都表现为什么?那些心性之学的修养相对熟悉些,国家层面的成功外王有没有?体现在哪里?内圣外王之道除了内证修养,于生活与工作能不能结合?对这个长期以来的理论模糊处,确实需要正名以厘清乱象。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核心的展开与实践成果便是中国的道法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法文明的内容日渐丰富。道法文明的主要内容至少有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自先秦时期发展,至西汉成熟的黄老之学的治国实践和思想。第二部分是中国儒释道三大传统学术思想对于性命之学研究和总结。第三部分是历代中国人民在天文学、医学、农学、陶瓷等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三部分内容中,第一部分的重点在于治国理政,第二部分的重点在于心性的修炼,第三部分的重点是直接解决与众生百姓密切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问题。“[21]自此,关于内圣外王的讨论不会陷入各个领域互相混淆的糊涂账,可以避免“相互越界”、“相互取代”和”相互否定“的弊端,

举例来说,比如有人从生活化的体会否定内证与外王的可能,比如认为混淆人性与兽性,认为每个人内心与国家统治除了弱肉强食,就是在准备弱肉强食的谬论;有人以内证的内心完善来贬低和弱化治国理政的相对独立性,比如夸大以德治国的作用,而选择无视其需要的土壤与条件,理想化的指挥生活的困惑与压力,比如道德好生活什么都不怕,都能解决,最终会美好;也有人以高效率的国家治理来压制内圣与生活需要,比如日本、德国的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思想。总之,我们探讨内圣外王,既要明白它的各领域互通与联系,也要注意各领域的独立性与特有原则。不能大而无当,汪洋肆意的乱搅和。

(一)内圣外王精神在国家治理的缺位

一些中国学者,自以为学懂了外语,通晓国外文化和学术,贩卖几个理论学说回来就对中国口沫横飞,以言论领袖自居或以努力爬到言论领袖为目的,其实对他而言,“外语”根本不及格,有何资格融合“中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呢?这门“外语”就是汉语!母语对他而言才是真正的外语,本国文化才是“外国”文化,因为他对本国传统文化了解程度如同小学生对国外一样陌生。

马克思主义是合于道的,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也是合于道的,一个是对古代治理居功至伟,中国赖以延续几千年国祚的幕后智慧,尽管有缺点,有歧路,但它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治理智慧,没有之一!因为其它理念根本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治理经验,一些人热衷全盘否定古代智慧,热衷拿进化论套到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热衷截取国外的一些现象和方法无限拔高,不考虑实际运作土壤,首先看起来很好的法律制度等未必适用我国,国情、民情、文化都不同,强行移植只能是”橘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接下来如何保证效果,最终必然慢慢论证到全盘移植其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改旗易帜、胡说八道了。退一万步,即使政治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宗教能移植成功吗?文化能移植成功吗?而后者才是经济政治的土壤养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是全国混乱甚至分裂,老百姓遭怏。所以一些总想有意无意鼓吹移植、西化所谓专家学者,实在是混淆名实,制造垃圾,误导国家。连老百姓都知道,种花种草都要带着原来的泥土来培植,大树更是如此,怎么国外的制度、法律就想当然的作为指导原则而不真正考虑古代原有的制度法律等如何发挥优势?

我国根本不可能全民信仰宗教,那么建立道德的根基立什么东西之上?没有宗教背景下的契约精神,经济和法律制度立在什么东西之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12个词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都是愿景和目标,都是在指出“需要做什么”,并不是现实,也并没有指出“如何做”,那实现这些目标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宗教是不行了,没有宗教式的信仰和敬畏,道德也不行,中国只有靠法治一个选择。“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引入了西方法律制度,却引不进西方宗教信仰,所以社会道德就失去了硬性支撑,只能“世风日下”了。实事求是,我们还要坚持以法生德,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全部法律制度中去——这是没有选择的,除非将“上帝”请来。”[22]上帝是请不来的,也请不起,正如用西医永远无法解释中医,方枘圆凿,西方法律与政治运转规律也解释不清中国问题。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努力论证“普世价值”、“普世理论”的人是不明道的。道是共存和超越,内圣外王之道也只是一座桥梁,因为后天的概念、名词都是有自身局限的。公平、正义是好的概念,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语本身也是好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谁掌握这些名词的解释权!把一个理论说的崇高、中立、完美从技术上不是什么问题。正道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歪理。随便举个食品,比如有人论证意大利馅饼多么完美,从营养到美观到健康,什么都好,然后推销全世界人民只有吃意大利馅饼才能健康,为什么当地有这样那样身体问题,解释说全是因为当地的都是在吃落后的垃圾,这叫普世食物,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身体问题,不吃?恨不得上来围攻你甚至想硬怼你嘴里,谁反抗都想揍你来吃。我们要根据自己长大以来吃的东西,来分析自己的问题。

“西方法律原则解释不了中国现实法律实践,甚至不能解释中国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光靠引入西方法律条文解决不了中国法治问题——我们可以引进西方法制,却不能引进西方法治。 ——中国法治必然建基于中华法系!”[23]

中国的“道”,没有普世这个提法。道是和而不同的,道欣赏和鼓励每种土地发育最适合它自己的生物,不去妄加干扰。那么明白内圣外王之道,对当地有什么用?在当前基础上使他们明白自己发展的契机与限制,让当地更好的发展,追求合道而长久的发展。如此而已。《道德经》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人类文化观念的成立后,理论越多,社会越乱,要适可而止。知止则可以减少危险隐患,所以,顺其习性而使知止。天地中没有普世的生物,为什么一定会有普适的理论?普世论本本质上是霸权论,我这是普世的好东西你都不接受,你必有罪,因此我可以惩罚你。这不是流氓思维吗?

除了文化土壤的不同,还有一个引进西方理论容易忽略的历史局限。

国外那么多理论基本都是小国理论。国外政治经济理论的实践范围多局限在我国的省级单位,——欧洲国家最多相当于我国一个省的范围,在政教分离的大背景下,其所有理论并没有导致欧洲的大一统,也无法促成统一,也没有指导大一统文化背景下省级区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地域辽阔而又长期大一统的国情,和国外情况天差地别,在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和教育教化功能能分离吗?在历史上,中国不是政教分离,也不是政教合一,可以说是一种“政教统一”。政府的政治管理和教化教育人民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融为一体的。我们可以称为内圣外王治国理论。

有人学的都是西方的,思维也就是西方的,拿过来就用,恨不得全部按照他的理解来。哪怕西方不同流派之间也是嗤之以鼻,自己学的就是最好的,他讲的是个什么玩意!急吼吼的鼓动推行推行自己那一套,提政策建议之前先把自己学说的局限性和弊端说明白了吗?出了问题全是中国共产党或传统文化的问题,绝不是其引进理论的问题,这都是什么智商和学术态度?

美国虽然大些,但是曾经听从美国宣传搞所谓民主的国家,看看都混成了什么样子?一群国家都跳陷阱里了,谁还在指挥学习、紧跟“美国空气的甜味”快跑?老百姓都知道,还跟着走这不是傻吗?如果不承认傻,那么就要问了,到底是何居心?

维系这样大体量的国家巨型组织几千年不倒不垮,会没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会没有自己的本土法学?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摆在这里,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沉甸甸的光荣勋章!比诺贝尔经济奖的奖牌沉重多少倍?价值又是多少倍?哪个诺奖获得者的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实践还富有生命力?很多获奖者的理论基本还停留在设想和空谈上。我们中国不缺伟大的经济理论,有人故意无视或贬低而已。“事实上,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诸篇(一般称轻重十六篇,加上《乘马第五》实际还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24]

一些中国学者象供奉祖宗一样的宣传、推广各种经济理论(推广政治理论先不谈),贬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学,贬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何其谬也!结果是什么?翻译或者新造了林林总总的经济学专有概念、名词,拉出来一堆堆国外经济学家和理论清单,再互相搅和、联系、对比、褒贬,导致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经济学云山雾罩,他们的分析老百姓谁也看不懂,他们列举的人和理论谁也不知道,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运行,成了一小撮人才可以参与和讨论的专利。“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管子》轻重诸篇,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管子》一样将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经济理论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其生存经验的理论总结,将中国长期的经世济民经验归零,不带分辨地盲目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痼疾!事实上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政经一体,以义制利的思想正好弥补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不足。”[25]

事实是,我们的本土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国家相关讨论和规划中,竟然没有坐席,缺位了。不但不能参与决策,旁听者的资格也没有了。哪位经济学家能代表古代经政治济学?请问哪项经济政策有古代经济学理论依据?这无疑是非常不正常的,恰恰是缺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具体体现。用诞生不过200年甚至20年的外来经济理论来治理历史持续2000多年的大国,谁能说正常而没有隐患?

所以说一些中国学人,最大的外语是汉语,最大的不了解是对自己的文化的无知,绝不是夸张。他读不懂,或者说根本没读,全凭道听途说或自我臆想,批判起来头头是道,其实他自己就是个笑话。

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学理论中,儒家是有很大不足的,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重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般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但对于治国、平天下,儒家常常是语焉不详。而《黄帝四经》在阐述如何实现天下一统,平天下方面,却没有任何现存古籍能望其项背——这正是《黄帝四经》的珍贵之处。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相须为用的特点在此表现得亦极其明显。平天下是《黄帝四经》的主旨,却非全部,它实际上修、齐、治、平都包括。这也告诉我们,内修与外治是一,不是二,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此。“[26]在这里,不对古代国家治理智慧展开具体讨论,这是一个单独的专题。但我们可以了解对领导者的要求,《黄帝四经》不说是领导者,它称为“执道者”,是理解和秉执道的人来引导国家与人民。 执道者能“‘至素至精’,走出个人、家族、阶层的小圈子。‘悎(浩)弥无形’,形成能够包容众多阶层利益的大格局。‘然后可以为天下正’,国家这个巨型组织才能维持正常健康的发展态势。管理中国,对执政者的要求极高,高到必须明道的程度。如果执政者不明道,他就不能在中国立足。蒋介石只重视四大家族的利益,最终只得客居海中一隅。”[27]必须指出的是,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理想中,执政者的道不是后世佛家、道家明心见性、实现解脱自在长生久视的道,也不是现在流行的修身养性之道。道在《黄帝四经》中更指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原则。

(二)内圣外王精神与生活理念的脱节

经历1000多年的与中国原有文化精神的交汇融合,佛教已经深深扎根在中华文化之中,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乃至习惯之中,解脱,放下,自在,觉悟,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二字,既有“解民倒悬”之意,又有助人民“解脱“、”放下“,清除身心重负之意,永远代表人民要解放的内心愿望,同时承担解放人民的历史责任,非独军队,整个国家文化精神就是应该让人民得到解放;非独中国,整个世界文化精神就是也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得到解放!那现在的结果是人们敢于自肯承担去”作佛“吗?非常罕见。如果问一个人”你想不想成为佛?“绝大多数人会恐惧,或者认为你别有用心。他害怕回答这个问题。佛起码是个好人,但是对牺牲一切的精神又深感恐惧。据一般意识上的了解,佛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会有敬畏心,不敢轻易说出不敬的言语,即使嘴上敢于说出不敬之词,看到一些庄严场景也会心里忐忑不宁,佛无嗔恨,护法们可是会金刚怒目的,谤佛据说罪过大,他害怕;礼敬佛,据说会保佑自己,所以对佛法起码还有一定的恭敬心。如果问”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圣贤“,回答就可能更不客气了。中国文化中”圣贤“似乎是温和无害的,不会怪罪人,离普通人也比较远,于是对圣贤没有敬畏感,也没有亲近感。佛法毕竟外披宗教的外衣,在当今的我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法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于是我们必须去找文化建设的公约数,佛陀也是圣贤,我们可以选取佛陀所有圣贤的共同之处,这个核心,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圣贤的初心、行愿是为了什么?风调雨顺,国家和泰;天下太平,社会安定;民众幸福,身心和谐,我们不说人人如龙,起码要尊敬每个人巨大的潜力。

无论以何种理念治国,都存在一个问题,政治理念并不能替代生活情感和生活伦理。所有人努力行动的结果具有整体之民族的、国家的外貌,但具体到一个人,在生存的压力下,他生活和奋斗的动力首先可以是情,可以是责任,个人奋斗和国家命运距离是比较远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不去思考宏观的诸如国家之类命题,对社会、国家的感觉比较麻木、淡漠,对二者的评价多是从自身利益得失来衡量。对此现状的描述,《天下无贼》的台词说的恰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为了弥补个人与国家日趋明显的鸿沟,为了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收拾此河山人心,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精彩的”中国梦“概念,此概念有虚有实,虚实可以随时随处转化,第一尊重每个人的情感世界,你可以做梦,国家鼓励你尽情的做梦,而且要做最美好的梦,极少极少人做美梦要去杀人破坏的,他都有他心中美好的一面,这是鼓励每个人发挥、建设善的一面。有了梦想,理性上岗,就要查找不足,付诸努力,哪怕是一步步的小梦想也燃起了斗志。同时初步整合了家国一体,家富即祖国富,国强则国人强,有尊严的生活在地球上所有国家之间,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但是,到此还缺少什么?通俗的说,缺乏恒久支持人做梦的动力和机制。就好比看感动中国,听演讲,听报告,感动有了,热情有了,过几天惯性重新占领阵地,大潮退去,表面清洁水滑的坚硬岩石底部,其青苔黑霉都露出来了。

人需要找到做每种工作、工作中每件事背后的终极意义,或者说是文化意义,来支撑他富有乐趣的、清醒而平静的做下去,不会枯燥。

如何找到?其实也就是在找寻每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个,用政治哲学很难找到。我们说心猿意马,人心就如孙悟空,天然具有不满现实、不愿拘束、超越现实的愿望。这不仅仅限于普通民众,领导人也往往人心思动,想改变些什么以体现自己为政的价值,因应形势作出适合自己理念的解释,再好的理念,其执行者也是人。其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为了让国家更平稳运行,减少动荡,必然各种规范越来越多以消除漏洞,多到一定程度,又酝酿出动力去打破。

现今社会是鼓励人民释放各种欲望的,所谓消费刺激生产,用刺激欲望的办法扩大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反过来说,各种新花样的消费也都找到了存在的土壤,住房、教育、养老、娱乐都可以刺激消费,住房养老还可以凑合,教育和娱乐的产业化,深深败坏了社会风气。从幼儿到成人,个个都做明星梦,都想锦衣华食,光彩照人成为焦点,都在鼓励人们不要做一个普通的人。人心于是都膨胀起来。

人心如何安?要给人民普及心性之学,即使不能调服其心,也起码不要滥用其心。要理解道,遵循道,去调和民间的生活情感。圣贤无论东西,无论“神位”高低,打破人神圣凡界限,肯定努力方向,向善,自利利他,要落实在每人日常生活中。而不倡导互相攻击,排等级,你家贤圣再高明,你自己没有修养,不去行道,与你何干?自助者天助,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使民众有敬畏感,有归宿感,正确看待人神圣贤,圣贤是为天地制定规则的人,是立法者。则人道兴。

(三)社会教化的不足

1、花哨的历史与虚无历史主义

一个民族,如何理解历史就如何理解现实。在国家文化管理传播部门对社会思潮做出的应对中,关于人性善恶的根本性问题缺乏讨论和正确引导,有关历史剧,甚至架空、穿越历史的影视剧目,多为宫斗权谋,有人说政治、皇宫内部本来就是你死我活,刀光剑影,本来就是天下最丑陋之所在,但是,历朝盛世是仅靠丑陋治理而来吗?对盛世形成的动力和条件缺乏深入的挖掘,对“执道者”也即领导者团队的内心境界和治国愿力、战略眼光和气魄缺乏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更缺乏从文化精神角度分析领导者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一句含糊不清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做结论,当然是失之草率和充满歧视的。即使限于当时条件,很多皇帝气魄雄浑,才学过人,睿智通达,比当今的专家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高出不是一个层次,现在的趋势是,个人主义导致调个性权利,关注自身,使各种研究习惯从“自身”出发,自身是个普、以圣贤和古代领导者也从“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结果就是消解崇高,怀疑和嘲笑“超越性”的人和事,普通人蝇营狗苟,那么无论历朝开国还是守成,在艺术创作上,结论都是勾心斗角的戏码。对英雄也同样,力证英雄也是俗人,也有很多缺点,甚至论证英雄是虚构的,自己过着蟑螂的阴暗生活,就去论证这样的生活是正常态,是真实态,所有生命其实都这样活,不这样生活的就不是正常生命。

生活中都是常人状态,但是精神上、境界上是不同的。消解圣贤、英雄的真实存在,其实是在瓦解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蟑螂能适应环境广,恰如汉奸也能适应环境广,谁来统治都可以。如果论证出圣贤和英雄、烈士也是蟑螂,那就等于论证出汉奸合理——出于个人权利角度,适应新环境,只要活下去就是对的嘛。于是,成功摘掉汉奸帽子,大家都归顺侵略者了,都是“顺民、“良民”,彼此都没有出卖,何来“奸”?这就是一种反“正名”,把不合理的东西装扮一下使之合法化。名实之辨,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天道无私无偏,其运转的正道不可压制,具有自我矫正和自我澄清的作用,谁能堵住天下悠悠人之口?谁能把持天下悠悠人之寻真求理之心?所以,所有混淆名实,以妄害真的鼓动者们,必将成为历史的垃圾和反面教材。

2、不关注内心,过分放纵外在

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各种艺术创作不约而同选择疏远,一部《渴望》之后再无后继影响人心万人空巷之大作。通过钻研,通过匠心的努力改变生活;通过勤劳的付出改变生活;通过善良的坚守改变生活,这样的导向,几乎绝迹。什么是成功有效的社会运转?要保证让踏实、勤劳、善良的普通人都过上有尊严、受大众认可和尊敬的生活。实际情况是过于关注明星私生活,绯闻、情变、出轨、婚变,乃至对峙于官司,过分追逐人的外在美、颜值高的艺人,炮制所谓“国民老公”、“小鲜肉”“女神”“男神”,当允许和鼓励一个明星拍一部戏的零头,远远超过满头白发科学家一生的工资,这种导向是病态的,也是危险的。前者是泡沫,后者是基石。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能靠美颜照片、情节和玄幻来完成。

网络、影视充斥耳目的资讯和节目,认真体察,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诚意、不正心、不修身、不齐家的事迹,对一代代青少年——祖国的未来,怎能有走向内圣的助力?忙碌、浮躁,只想尽快上位,博眼球,刷关注度,不低头打磨自己,也没有耐心返观自身,认识自我,修持自我。

不提自我修养的益处和必要性,似乎普通人不需要讲修养?孙中山先生说“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谁是完人?完成了一个人真正的潜力和本分,似乎只有圣人了。效法完人对普通人觉得太累,太恐惧,可以一步步来,选取在阳光下生活,“法古今好人”即可,总不能弄成“法古今小人”就好。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下(地面),那只能过老鼠潮虫的生活,走入阴暗面的生活状态。

没有自我修养的助力和行为规范、仪式,简言之没有组织。佛教有百丈丛林规矩,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与生活融为一体礼节和礼拜形式,起码这些仪式和规矩对人是一种约束,是在鼓励他做个好人。

日常生活中总做什么样的事情,总接触什么样子,你就慢慢成为什么样的人。《孟子·告子下》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我认为,应该从小学就设置一定的静定练习课程,不求时间长,起码有一定的规范。结合身心发育特点,延伸到大学和参加工作以后,终身都能有一个自我修养、体察沉淀的过程。养成习惯,自己会主动深化和拓展,每临大事有静气,但静气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不断的实践和在生活中练习,社会要提供这种氛围,并且为内圣外王提供舆论支持与法律保障。

(四)文化传播者的责任

当今时代不缺信息,而是面对复杂而浩繁的信息,缺少筛选和扬弃的能力。每个人内心都需要信念力量让其依靠和超越。人民对文化道统的需求不是变弱,而是在增强。人民有迫切回归大本大源的原中华道统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浮在表面的一些二手贩子式的传播,这似乎是一种本能。比如,平时言谈举止差不多的几个国家的女性,让她们都穿上旗袍,中国人的底色气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很容易分辨出来哪一位是中国人。商业化、娱乐化的信息并不能让人沉静或满足,依然是空虚。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当某人的粉丝?而不愿意成为中华文化的粉丝?前者温暖、亲切、美好(起码外观或宣传如此),形象直观,容易接近,能触摸感受,在一起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也寻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其实是将自己内心的某些期望做出投射,投射到与他类似的明星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为什么很少有人投射到传统文化上,投射到“道法文明”上?门槛太高,形象高渺,离自己太远,难以接触,周围同伴少,没有归属感,充满威压、需要仰视,离自己太远。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也可以啊,一开始没有温暖感,不能让人一见面就心生欢喜,心生留恋,那不是文化出了问题,是传播者出问题了。

必须对传统文化经典做出适合当代人心的阐释。南怀瑾先生开一代先河,让学历高或者受教育少的读者都能看进来,读进去。传统的教育和讲学传播方式他绝不是不懂,相反很熟练。但他没有走入学术传播的小圈子,小团体,而是应时应机改变自己来践行其行愿。

万国衣冠拜冕旒,不仅是拜国力,更重要是拜其国家繁盛气象后的文化精神,什么精神?一是拜取得政权合法性的准则。上承天道,下顺人道,人间政权承此道统担此责任,照此才是名正实符,合理合法;二是拜大国的胸襟表率与责任担当。好的道路我们不独享,拜“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天下大同精神!拜“兴灭国,举绝世”、“诛无道而无所求”的道义担当精神。

现在的现实是,崇拜洋文化铁粉亿万,贬斥传统粉丝亿万,鲜肉美眉粉丝亿万,对传统文化老树刨根的,锯干的,挂假花假叶媚俗媚上的,忙的不亦乐乎,没有传统文化传播者之过吗?你传播的你说的一套自己信不信?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不能解决?那你传播的就是无用的东西,根基不稳,没有落脚点。时代不同,但处理各类问题的原则是不变的。现在的情况是,民智大开,人心朴实底色退位,巧诈计算之心泛滥,张扬个体权利而不思考其边界,靠讲道德来约束和升华人们的行动已是缘木求鱼,一些人还在致力于培植道德信念,包括少儿读经,不是说这个不对,这个社会需要大量道德圣人?道德很好,但是道德不等于创造性,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更多特性。成长中一件伤害他的事实可能就会改变他的道德观。这项工作是有益的,但是以此改变社会、国家、人心,是无法完成的。你讲了一辈子道德,结果发现都是不道德的人在获利,在嚣张,在肆意伤害讲道德的人。那有什么用?那么靠法治,如何规划和法治?中西法理哲学、法治原则如何抉择取舍?用什么原则,惩治为恶者到什么程度才能避免他的侥幸和妄为心理?有人说,中国为道德塌陷区,比周边地区都低。我们不讨论到底塌陷没有,反正道德滑坡是都承认的,而道德滑坡绝对不是讲道德的人造成的,正如一个班级班风不好,办法难道是使劲鼓励大家遵守纪律,认真学习?你不鼓励该好好学的也在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关键得整治破坏纪律、自由肆意的学生使之受约束而改正。

压制了恶,善行自然可以通流,粉饰了恶,使恶可以获利,那么善念都难以生起。不仅如此,压制恶,善心善行就自然勃发吗?也就是说我们惩治为恶者,提倡甚至物质鼓励道德行为,社会就风清气正了?更深一步讲,不仅要让为恶不悛者害怕,还要让有善不为受到惩罚才行,尤其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风气的善见而不行善,就要受惩罚。因为这个善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小人不畏不义’,你研究一般人的心理,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他学好是做不到的,那些仁义之道都是假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因为有个“怕”在那里,所以才讲仁义。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宗教也是这个作用。有个上帝,有个菩萨管着你,你就会乖一点。如果没有所畏,永远不会做好人,不会做好事。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28]没有一个促使向善的的力量,一味靠提倡、号召、鼓励是天真幼稚的幻想,用之于指导国家治理,流弊无穷。一小部分人,你不提倡他也去行善;还有一小部分人,你有各种约束他还是会去作恶,大部分人,有所担心和敬畏就去行善,当他无所畏惧就去做恶,是可善可恶。没有约束,他总会一步步、一次次尝试着试探为恶有利益不被惩罚的底线,爱贪小便宜、好逸恶劳是人性的一部分,于是越滑越远。

一个人做了缺德之事,大家(社会)要给他难堪和耻辱,使他不想面对第二次。他有所顾忌,有所畏惧,就容易收敛而改正。”孔子说:‘小人不耻不仁’,‘小人’是普通一般人,‘耻’就是难堪,如果他没有碰到钉子,你没有给他难堪,他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也难改正自己的过错。你给了他难堪,羞辱了他或者使他见不得人,他才能够改得过来。“[29]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每人痛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同时又公开互相讨论时都承认‘我上去了也要这样’,关键所有人都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这个社会共识多可怕!为什么?提倡道德是法律基础的论述者们不觉得脸红吗?这样的道德能培植出什么样的法律?食药监总局、药监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等从一批高层的违法落马,甚至敢制定有后门的法律规定来谋利,不仅仅是违法的问题,是涉嫌操纵法律为个人工具。为什么他敢?有专家说法律有漏洞,要完善法律,如果制定法律就有利益集团呼吁倾向呢?退一步说,即使法律是公正的,能把法网做成墙壁吗?是网就有漏洞。所以不是法律够不够、密不密的问题,是法律让人有没有敬畏的问题,有没有威慑力。我国不能靠宗教承担这个背后促使行善的约束恂憟功能,只能靠法治作为这个“可怕的东西”在他背后促使向善。而法治不让违法者痛彻心扉,就是鼓励更多的人违法。就会形成“我上台了我也贪,不过我会更隐蔽不让人抓住的贪。”的社会共识,他的智力就会火力全开全力以赴用在寻找法网漏洞和对策。所以,不合道的法治或法律实行起来就容易滋生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反思头痛医头的被动式的织网、堵漏思路,一路跑下去,距离初衷反而越来越远,从源头上深思法治与道德契合问题。《黄帝四经·道法》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这里的法,不仅指法 律,而是指内圣外王一切法度、法则。而且这个法不是僵化固定的,道与法之间还有个‘权’,《管子·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本乎道而有权变,现代法治也是如此,不可能照搬古法,但是道之原则“经”是不变的,《商君书·更法第一》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加强文化自信,加强理论创新,有自信才有创新,不然全是抄袭,水土不服。

最近的路见不救,网民骂声铺天彻地,实际遇到后,又几乎都在遇难不救。有人开玩笑说网民都没有出门。骂是害怕自己会遇到同样后果,说明人们有对道的向往——天下有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遇到了则善念害怕升起,怕被讹,受恶的伤害。同样又是对道的向往,——有道的天下应该保护我做好事的权利!文化传播者,不应仅仅停留在谴责冷漠,批判讹诈,而是应该多思考现象背后的来龙去脉,提出解决办法,发泄式的批评,情绪化的煽动,对于解决问题丝毫无补,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身边的社会,需要我们提建设性的意见。

(五)内圣外王之道的发展契机

必须要指出的是,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对心性之学有更大的需要,追逐外物刺激的诱惑力量同样巨大。奉献有幸福感,堕落和放纵同样产生快感,而且,后者更易接触,更易达到。为什么不能放弃和超越?于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和消费导向有关,实质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思路有关,而此发展又和文化思想此消彼长有关。追逐外物满足内心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知识多智慧少,诱惑多定力弱。

人不同于动物的是主动思考。动物更多是依靠本能以生存,人同样也要为生存奋斗,不同的是,人只要没有自毁,总试图为自己的生存寻找意义,试图论证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责任、使命、占有、奉献等等;试图树立自己努力的目的;试图建立自己的愿景。

尤其是每个企业、团体,有一定组织的领导人,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支撑,会慢慢衰落甚至垮掉。超越性的东西是什么?只能是文化。不上升到文化、哲学、社会价值认同高度,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概念或者机械冰冷的制度。

同样,在生活中,也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中要有超越性的东西。王林已经死了。但是他曾经骗了那么多名人,很多人认为那些名人真蠢。我们如果积极的看待这个现象,有那么多或者更多的名人、企业家需要更多的精神支撑,他们有强烈的需求高于普通日常化、庸俗化的思考和愿望,没有找对人第一说明其分辨能力低,习惯从神秘化的角度衡量“高人”,不明白圣人即常人的境界;其次说明社会能提供的选择还是少了。,悟道者行道者太稀缺。直到现在,人们依然有浓厚的隐士情结,更愿意相信高手在民间。

玩起来时,声色犬马好。对身心有兴趣的人,会向自身内在求索。《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目盲,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能量放射就内心纷扰。尤其是伴随智能技术的迅速跟进,必将有大批的劳动者从重复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自我时间,当人的许多工作可以被机器替代时,当他闲下来时,会促使人去思考:我能做些什么?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什么是机器不可替代的?这种困惑和反思就是接续内圣外王道统的的契机。

人们因此会去体会明悟自己内心世界的智慧,使心安定,为自己明确定位,找准方向,勇猛精进的实践自己的人生规划,所以,静定和修行会成为潮流。

欲把天公唤梦醒,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外王之道首先要让人知道是好东西,自肯承当,如香象渡河,可欲之谓善,心诚求之地去做,国家民族文化与风气可致不坠,然后创新传播方式、教育方式,国家应鼓励人们寻求智慧,提高修养,可以安排静定时间。静定训练从幼儿、少年到大学都可开设静定课程,讨论制定静定训练规范与层次,选配有资格的教师加以引导。可先在有条件一些地区进行试验。使之趋于完善。

机器可以生产物质产品,却生产不出慈悲、智慧与境界。个人与人类得以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文化产品、智慧产品,需要”个人软件系统“、”社会软件系统“、“人类软件系统”“天下软件系统”,都在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承担历史使命,随顺众生需求,真正的发心为人类、为世界做些有益的事情。用明海法师的话说,“我们要有石上栽花的精神,不要把石头当石头,不管面临的是多大的困难,不要把它当困难。假如它是一块石头,它会变成一朵莲花。”

(六)化欲为愿

无论在哪个领域,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动力源泉在哪里?“道在人证,道在人行。道不是脱离于人、社会、自然而存在的绝对理念。领导执道者就是对领导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领导应达到明道的境界。人都是有私心私欲,"如果克制自身欲望,追求无欲,凭空又加上一层欲望,可谓头上安头。只要化欲为愿,天人可接,凡圣不隔。愿是为满足他人利益众生而产生的需要,单纯克制欲望很难,而将自身的欲望转化为利他的愿望反而相对容易。"[30]

当怀有让家人乡亲不受压迫与欺侮,让国家民族不受侵略,要还我山河,继而让未来的孩子、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样的信念时,已经上升为愿。

我们的国家、民族屹立于世界,要为世界提供好的榜样,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为富不仁,天地间最有财富的就是天地本身。但是天地没有据为己有,同理,财富谁想长久的占有和把持,本身就是不合于道的,以此心理做事,财富反而散得更快。有能力有财富,就应该行仁道,致力于为更多人服务,改变更多人的生活状态。国外大力作慈善甚至裸捐,不要轻视他们的发心。随便下结论说都是出于避税原因而为,这是出于自私占有财富心理而揣测的,如出于此心理作企业,也必不可能成为如此之规模。凡一巨型公司组织,能稳定不衰,无不暗合与道的某一特征,非如此,不足以驾驭,必垮。

所有的理想、愿景都有一个追求或效法的对象。《易经·系传上》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道形成、组织、运转着世间最大的复杂系统——天地,道生法,还有比它更有经验、更值得学习的其它系统吗?天地的运转,和谐、有序、有信,举重若轻,轻盈而不负累,活泼而创新不止,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人类永远学习不尽的宝库。

有愿力付诸于行动,就对这个世界有奉献。佛法也称之为布施。种类有三种:法布施,财布施和无畏布施。当然,财富并不是一定捐出去才是利益他人,捐到慈善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医学组织等方向,更多是从身体需要来帮助其他人或生命。传播、创造合于人心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合于道的产品,使其明悟道理,免于恐怖、不安,使心安稳,都是合道的愿力。

愿力如何发起?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前面说过,可以为尧舜,可以复我本性。《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是什么?诚也不靠外来,也不是菩萨给你,也不是上帝给你。‘自成也’,要你自己修养成功的,本身就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并不是要靠上帝给你,也不是佛给你,都是要你自己本身要修道。”道,大家都要修道,所以求佛给我的法、给我的道,求上帝、菩萨、求神——那你迷信!‘道者自道’,道无所不在,天下的公道。道本身就是道,你本身就是道,道向哪里求啊?你就是道。那么,修养方法怎么样做到?也并不是说老师给你,也不是哪个祖师给你,你自己的成就。‘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的本身就是人、就是我;我的本身就是道。只要你修成。“ [31]革命战士们也相信自己的潜力,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这样一种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即使有一万个困难,即使会牺牲,也要去、也肯定能争取到最终的胜利。有了这样的信念与愿力,就会释放出最大的潜力。对自己的革命理想——道,真正做到了“诚”的地步。
所以《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不但是人如此,宇宙万物,一个植物、矿物,它也靠这个道、生命的本来、本体的功能成长。所以‘诚者,物之终始。’万物都靠天地这一点 ‘诚’,也可以说靠天地这一点灵性而成长。所以你要晓得‘不诚(就)无物’。一个人心中没有一点清静、灵明之念,这个人真不是东西!“[32]

可以看出来,化欲为愿的核心是要超越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超越特殊阶层的的立场和利益,以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立场和利益为自身努力的目标。如此愿力与圣贤相应,也就具备了圣贤的一些特质,为此要放弃自身很多利益,为何要这样?因为他感觉到这次是人生的真意义。

(七)靠外王难以开出内圣

外王内圣的路子可以不可以?先以定功,后以智拨。一条路的不同方向,它们共同目标在哪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什么?外王做好可内圣?首先逻辑上难以自洽,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其发展过程中,内因是关键,外因是次要的。其次,任何行动本身都必然有种理念作为指导,外王本身就是心念影响下的成果,以外在措施、行为来论证如何影响内在,本身就是先割裂内外联系后,再拿出外来论证内,哪里有单独的可以与内圣切割的外王呢?

我们前面说过。内圣外王的实践内容大致有三部分,一是治国理政,二是心性的修炼,三是直接解决与众生百姓密切相关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我们可以从内圣外王表现出的三个领域来探讨下。

首先从个人心性修养角度来说。

內圣是主动的,善的初心和坚固的愿力去做,去改变,每一步,每一层次都可视为内圣外王之果实。规范外在行为抑恶、去非,能达到良善已经不易,做一件好事可能是为了避开惩罚,比如遇难不救有罪,他就会去救人。

即使通过种种外在达到养善的目的,善良的习惯和内圣也大大不同。不做恶事即为内圣?新加坡的治理导致民众公共素质提高,但不能说民众这个状态为内圣。圣贤即常人,他表现出如常人一样生活,“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但是不能说符合常人生活状态的人都是圣贤,外在的形式差不多,内心的体认和觉悟是不同的。我们去修剪园林的草坪、灌木,虽然整齐统一而富有”整体“的力量与美感,它们也不是内圣。人也如此,社会如一座房子,每块砖瓦各居其位,稳稳的配合,支撑起整座房子,他们都在不为恶而又踏实承担自己的连带责任,守位,循法,但内在潜力的开发则阙如。建房子的目标也不是让人成为圣人。

外在可约束习惯,但升华不了心念;外在可培植福德,但难以转化为智慧。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动机做当下每件事,如果是应付和迫于压力,无论如何开不出内圣。

内圣外王的推动力是愿,用愿力沟通内外,愿力是枢机,是纽带,实现内外的圆融和互通。

其次,在治国理政方面,从管理者角度说,要求管理者悲智双全,有悲悯和慈爱,我们习惯称之为理想;也有智慧和权变,智慧决定方向,我们习惯称之为战略。从国家治理角度,没有内圣引领的外王就是战略失误,不仅难以开出内圣,甚至会带来灾难。

”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33]日本充分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也算是令出一孔,也有功勋制,政令统一,民众齐心,某种程度上,”外王“成功,内耗几乎绝迹,”内圣“也实现。但是,其外王”无道“,逐步滑向自大自狂和血腥的侵略霸权,也即战略错误。这时,我国还沉浸在对其”外王“事功的崇拜中。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34]停留在什么认识呢?”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35]中国怎样从这个思想倾向中摆脱出来呢?

” 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简单来说,”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36]指导思想不明道的外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有内圣做指导的外王,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由于我们把握住了正确的战略(外王)方向,”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37]中国为什么不重蹈覆辙,因为战略方向是对的。有人觉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好像没什么稀奇,好像很容易似的,其实“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根本没意识到需要多么超前的战略思维与深刻透彻的哲学智慧。

”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38]当时日本所谓的外王如今看来,是把不由自主自己国家拖入深渊的外王,是把侵略和杀戮强加于邻国的”内魔外王“。即使取得一时优势,也注定崩溃垮掉。

如果说,合道的外王可以开出国家与民众的内圣,所以外王开内圣是可行的。第一个逻辑问题是用国家治理外王来支配内证性命之学和人民生产生活之学,等于用一个领域的实践支配和取代了另两个领域的实践,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用于指导实践,则容易成为作恶的借口被利用;第二个逻辑问题是任何外王都在一定指导思想下展开的,合于道的外王只有内圣才能达成,用内圣指导的外王反过来可以开出内圣?已成为循环论证。我们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发展。但是不能说实践可以“产生”理论,难道实践时并无理论吗?这是一个别扭不通达的论证。

最后从个人的工作与职业来说。内圣外王在工作上可以体现为”大国工匠“精神,安于自己的工作,认识到每项工作的不可或缺性,愿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能力有高有低,心力没有高下。外王可以为工匠精神提供宽松的和富有激励性的环境,但没有内心的信念和愿力,只为个人利益,虽然他在努力,可能他的产品最终很少人真正受益,比如火爆的”王者荣耀“游戏,充分调动了人们的某些需要,但很难说到底从里面受益些什么。游戏做的再好,没有提升性的东西,尤其对少年儿童,影响很大。人性当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需要多了去了,理论上说,每种需要都可以开发出巨大的市场,那么,不能拿有需要就是合理,就可以任性开发,阻挡就是反人性,就是反市场。人性里面也有兽性,有劣根性,都鼓励释放出来,那人的社会性就混乱无章了。

所以,工匠精神也好,工作的内圣——追求极致也好,必须在外王层面对其进行指导和约束,生理毒品冰毒不许制造, 心理毒品文化垃圾也不能放任自流。更重要的是,有内圣的愿力作支撑,其产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工作使人更加无我,使自己的工作与更多人的生活状态连在一起,关怀帮助到更多的人,让技术他们得到助力,从中受益;让技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垄断暴利的工具;让技术成为捍卫国家民族安全和权益的保障而不被人讹诈和恐吓,当使人认识到,每个人的工作不仅仅是关系自己和家庭的事,每人的工作都对他人有影响,对社会有意义。要从他人、国家、社会需要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形成自己的绝活,让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超越升华的意义。而这,靠外王,是升华不出来的。

总的来说,无论中西,共认的分析思路都是必以内在指导外部行动,外圣开内王与整个思维系统是相反的,如果加上一些定语来解释,如什么条件的外王可以开出什么条件下的内圣,那最多成为一种特例或补充性解释,提出此观点也就失去了广泛的指导和实践意义,且容易造成很多无意义的争论。内圣外王之道本身就是圆融无碍的,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八)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意义

内圣外王的意义,为提升个人内在修养提供途径和原则,为国家治理提供方案与智慧,为个人社会化的生活提供超越性的追求,如此,内心、世俗、国家形成合力,常见错误理解是想把内圣外王内心修养的部分包治百病,用它来支配和指挥其他两个领域,把道德的作用绝对化,在汉儒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以后,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压制了民间的创造力,也压制了国家治理智慧的与时俱进,由自大自骄转为心虚自卑,在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丧权辱国。受此刺激,导致痛骂古代文化尽是糟粕、阻碍进步的极端思潮泛起,传统文化成了替罪羊。好比学生不争气,不学真东西,悟出了些歪门邪道,”攻乎异端,斯害也己“,结果大骂老师不是东西,既不负责任,更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内圣外王之道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矛盾和冲突吗?毫无冲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或者说,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内圣外王的体现。“中国圣贤以内圣外王的担当创制经典,参与社会,内无我,外利他的内圣外王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一直在中国传承不绝。因此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方针不仅没有冲突,并且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像西方只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从人类文化交流史来看,域外的一切优秀文化均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究其原因在于因此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其生发的土壤。”[39]内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同欢乐,共劳苦。“无执,无处,无为,无私”,当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时,他自己的私心、私欲越来越小,慢慢就化掉了,超越了,内心一片皎洁光明,外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各尽其劳,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因为有大气魄、大胸襟,才具备容纳东西的文化土壤。”[40]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41]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就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是关心最广大民众的,是为人民争取权利的思想,同样具有大慈悲、大仁义的内涵。

因此,"近代以来西方诞生了西方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有战斗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心仍是基督拯救人类思想在苦难深重的欧洲的凤凰涅槃,他把人类的幸福从天堂降至人间,把赎罪变成革命。"[42]

与佛教类似,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而不是其它地区得以贯彻落实,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难道是偶然吗?从对人类的关怀角度,从改变和建设世界的巨大愿力角度,中国文化和佛教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相通的。“源于天竺的大乘佛教消亡于本土,却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后,在共产党人的实践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中国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43]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合于道?《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马克思主义核心就是打破资本的垄断,使之恢复平衡,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享受到自己劳动的价值与成果,这也就是《黄帝四经》中所说的”应化之道,平衡则已“的原则。现在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结合阶段了,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进行理论创新,能承接古代治国理念并造福中国人民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能摆脱西化阴影以正名、能延续文化传承、政治道统,合道、合法、合理地继续延续几千年的治国经验与实践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共产党也将获得更广泛认同的政权继承性认同、政权合法性认同。如果一个党的治理是合于天道和人道的,那他就是替天行道,执政基础牢不可破,道生法,合道而法治,就没有比他更合法的政权。

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可以融合互证的,也是完全可以印证结合的。可以相信,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加强理论创新,在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后,必将极大的完善和提升我们的治党治国理论,必将会对中国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惠及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使中国共产党开出真正的内圣外王之道。

不仅如此,内圣外王之道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接触到了”道“的境界。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类,是和其他生物种类包括无机界有密切联系的,命运本身是传统文化词汇,可以在此理解为存在、延续和发展的运转过程与结局,”共同体“是什么?,”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需求,这个共同体不是说美美与共就完事了,有众多的矛盾、冲突,也有合作和互助,好比人作为一个整体,内部也是矛盾和合作循环不休,但是所有一切都应服从于整体的需要,这即人道,也可说即天道。命运共同体亦是如此,无论怎样折腾和斗争,起码人类还都依赖于地球而存在,那就不能违反和破坏这个共同命运,说白了就是不能违反天道。恐龙厉害,厉害到它没有其它生命种类可以制约的时候,没有外灾,它自己也会把自己毁灭。这就是命运。人类要摆脱自杀、自毁的命运,必须从根本上体认大道,追求合于道的发展和生活。最好的结果是大同社会,不仅人类内部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也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状态。这个平横不是臆想,好比人骑自行车,左右摆晃没问题,不倒就是平衡。这是个动态的调整和运转,无论左点、右点、正点都是围绕平衡服务,这也即中庸。初心正,智慧明,做什么都是中庸,否则就是阴谋。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迫切需要能支撑和阐释的理论,否则,容易被扭曲为威胁论、殖民论、阴谋论、控制论,或者被国际投机者利用。

理解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交集。这个交集既是理论创新长期以来的薄弱点,也是难点,这个点的理论短板提升不上去,就很难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和理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也就成了自说自话,必须打破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必须要架设起圆融无碍的文化沟通之桥!

“古今中外的圣贤们,一方面创作经典,一方面参与社会,改造社会,他们的共同追求是什么?他们的初衷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同心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追求,交流融合的前提便消失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44]

前贤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深入的思考,可惜我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南宋大儒陆九渊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273)古今圣贤的同心是什么?陆九渊认为那个同心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45] 他指出,“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273)直白的讲,陆九渊所说中外古今圣贤的同心,是以一人之身担当起天下人的福祉。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其理论主张如何,如果其理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普天之下众生的福祉,那么其理论便是空疏无用的小资之学,这种小资之学再完美再精致也是玩物丧志。” [46]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文化理解为只是某种思想,学说,派别,甚至互相贬低和攻击。我们应该去思考圣贤的初心,去体会圣贤的愿望,圣贤没有和我们一样狭隘的心,“中国优秀文化典籍无不是圣贤为利益众生而创制的,无不是圣贤造福众生的思想和实践的实录和总结。” [47]

有什么样的土壤就适合生长什么样的植物,海盗文化土壤、神统治人的文化土壤无法生长出大乘佛教,移植也不行,佛教文化在中国扎根、保存,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块好土地。当然,佛教也开拓和创新了中国文化,这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命运共同体。”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语汇和中国思想文化。其中佛教中的行愿一词和思想极为重要。行为是现实的实践行动,愿指发自内省的崇高理想。行愿的含义是说行者的实践行动要和自身的崇高理想高度一致,理想指引行动,行动践行理想。“[48]

所以说,”古今中外圣贤的同心是什么?采用哪个词汇来称谓圣贤的同心?我觉得用行愿一词最为地道。“[49]行愿有愿更要有行,和”知行合一“还有所不同,是”愿行合一“,是主动挑起重担,主动承担历史责任,无论政治管理者或宗教家,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是坚持不下去的。”内圣外王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核心,更是古今中外众多圣贤的行愿,他们在内圣外王之行愿的指导下,艰苦卓绝的思考和实践。“[50]所以陆九渊在《语录上》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也是这个含义。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内圣外王之行愿既是圣贤的同心,也是圣贤的初心,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圣贤们的经典和事业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研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极有必要体认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们“内圣外王”的同心,只有认识到他们的同心,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才有可以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前提,只有体认到他们的同心和初心,才能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缺乏对圣贤内圣外王之行愿的理解,即使将优秀传统文化背诵得再熟练,解读得再天衣无缝,崇拜得再五体投地,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复兴也无济于事。“[51]我国目前的“国学热”,大多体现在对少年儿童进行经典诵读教育,包括近期的“诗词大会”,最多还停留在诵读与记忆阶段,如果不把胸襟打开,最多还是落在了关注自身之上,成为小资排遣调剂之学,成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的展示与炫耀资本。成人则容易把它庸俗化,沦成“鸡汤国学”、“秘诀国学”等快餐消费品,如此与普通心理学有什么区别?就是教人放松,排遣,自我安慰,转移注意力?这都不是经典诞生的初衷,也背离了圣贤的初心。超越自我,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才是核心。读诵或解读经典,一定要和生活的困惑与压力结合起来,而不是仅关注礼仪细节,要和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而不是建造一个个人或小圈子的空间用来自命不凡、孤芳自赏。要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名新困惑,解决新问题,而不是刻舟求剑式的在旧思维框架转圈,即使提出再多办法,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尊敬的贤者,都有民族赖以存在与支撑的精神内核。当我们把古今中外圣贤放在内圣外王之道的践行天平上,会发现内圣外王的行愿是他们的共同和共通之处,有了这个认识的前提,我们就会发现”一带一路“就是践行内圣外王行愿的合道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还是有被动的意味,由于人类命运短期是注定的,都在一条船——地球上,而这个地球船有些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搞不好就要漏水或翻船,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所以应该如何如何,但是一些环境好、基础强的国家并不着急。所以,应该鼓励各国打开文化胸襟、提升对人类同类的慈悲与关怀,用各自圣贤的心量、圣贤的行愿共同参与到圣贤的愿力世界中来,中国人民有“中国梦”,其他国家人民也有自己的梦;中国人民有“世界梦”,其他国家与人民也有“世界梦”,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美好世界模式,我们需要寻求共同点,共追梦想,形成一个“人类梦想共建共享体”。

北京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已经接触到了这个愿景。但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不可能是同一个,必然是不同的,梦想有共同点不足为奇,每个梦想之所以不被其他梦想替代是它契合了当地当时和所在人群的需要,并且符合它的文化习惯与传统,《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要是合于道的,鼓励并保护他们的梦想。正如自然界一样,万物有竞争,更是共存共生。都合于天道,反而是在一起生机勃勃。人为建造、管理的自然系统(比如农业)往往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大道没有区域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说,“同一个大道,同一个行愿,绽放不同梦想”不同国家的梦想实现,世界梦也就自然实现。

我们现今提出合道以互利互助共存,提出这个理念,是大家认同后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是都在路上国家伙伴,无分大小,不论先后,是志同道合的同道,加入则欢迎,离开也不勉强,不靠霸权抢交椅,只为大道聚人心。有同道,就有外道。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朋友,要认清谁可能转化为自己的朋友。

"越是苦难深重的时代,内圣外王思想越容易为社会接受,越是苦难深重的时代,越有条件丰富发展内圣外王思想。因为内圣外王思想是为社会每个阶层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52]

有困难的人才想去改变现状,有困难的国家才会更迫切的追求自己的国家梦,自我感觉良好、本身就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对参与命运共同体是没什么兴趣的,自觉繁花似锦,烈火烹油,我现在的命运很好,和你们搅和在一起是负担。但是这种建立在军事、经济而不是道义上的支配地位,本身是有周期而且孤立的。不为更多的人们(国家)——人类福祉提供帮助,自然就会被有道国家取代其领导和示范地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公理,是公道,绝不是说说而已的空话。

“内圣外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核心。” [53]

不仅如此,内圣外王之道不仅仅起用于现实,在文化交流、宗教沟通方面也是当仁不让。无论是基于有神论或无神论,无论对人的本质、世界的本源的认识是什么,不妨碍我们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希望国家、世界变美好的愿望;无论是大公无私,还是合理存私以推己及人,无论是性善以复性,还是性恶,扬善以隐恶、弱恶、化恶,都没有否定人们向善向美的愿望,和意识深处难以抹灭的超越自我、升华生命的憧憬;无论是为了救赎,为了往生,为人民服务,为天下大同,为万世开太平,都没有放弃我们改造世界、利益众生的豪情与勇气。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是东西方圣贤的交集,是沟通不同文化和宗教,沟通有神论无神论的纽带。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找出共识,现在应该怎样做,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内圣外王“之道”,规定了内圣外王的方向性,每个人都有一念为圣的经验,以无先后、无内外的担当,延续此一念,观照自己人生的意义,发起利益众生的行愿,结合自身实际在内圣外王的三个领域择善而居,勇猛精进,使内圣外王的天下公道真正行于天下,利于天下,成为人民的公道,则中国梦真正扎根于天道人道的正道,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概念成为“人类行愿同道体”的实践潮流,则每个人幸甚,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注释:

[1][30]翟玉忠 付金才:《黄帝四经•经法第一篇•道法第一》会讲讲义——第一至二段 http://www.xinfajia.net/14736.html

[2][3][27]翟玉忠 付金才:《黄帝四经•经法第一篇•道法第一》会讲讲义——第三至六段http://www.xinfajia.net/14703.html

[4][11][12]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

[5]陆寿筠:一元平衡统合,还是多元终极对立—— 中西政治理念之分野 http://www.xinfajia.net/14739.html

[6][31][32]南怀瑾《话说中庸》

[7]南怀瑾《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

[8][40][41]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10]南怀瑾《孟子与尽心篇》

[13]南怀瑾《药师经的济世观》

[14]南怀瑾《习禅录影》

[15]南怀瑾《南禅七日》讲座

[19][20]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主持讲话

[21][42][52][53]付金才:内圣外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http://www.xinfajia.net/14440.html

[22]翟玉忠:法家乃天地大法(答西北政法大学钱锦宇博士)http://www.xinfajia.net/13459.html

[23]翟玉忠:中国法治必然建基于中华法系!http://www.xinfajia.net/14999.html

[24]翟玉忠:超越时空、超越西方货币理论的轻重术 http://www.xinfajia.net/14683.html

[25]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26]翟玉忠:失踪的人类文明高地——黄老之学与《黄帝四经》http://www.xinfajia.net/14592.html

[28][29]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

[32][33][35][36][37][38]《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

[39][43][44][45][46][47][48][49][50][51]付金才:圣贤的同心——内圣外王之行愿 http://www.xinfajia.net/14351.html

注:(文章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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