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外交思想的兩大原則。至少在過去，中國的外交思想不出這兩大原則。

齊宣王提出來問孟子，對於與鄰國的邦交，有什麼好的辦法，好的策略。孟子說：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原則。一種是“以大事小”，這是仁者的風範。雖然自己的國土大，國力強，但是仍舊願意配合領土比他小、國力比他弱的小國的政策。像在歷史上，夏朝的時候，湯以亳為都城，地大人眾，國力強盛。而夏朝的另一諸侯，嬴姓的葛國，在領土、人民、財力上，都不及湯。葛的故城，在現在河南省葵丘縣東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湯為鄰。當時的湯伯雖有專事討伐的特權，但葛在夏朝諸侯的等級上也稱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於湯，所以湯在國交上，對葛仍然是尊敬的，順服的，絕對不因自己的權勢大，而去欺淩力量弱小的葛國。

更近一點的史實，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為戰衣，乘壞車的國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當時所治的周國，不論文化、經濟，都非常發達，廣土眾民，聲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強盛多少倍。可是文王為了行仁政，絕對不以兵戎相見，為了行仁政，不忍動武，雖然犬戎經常有粗暴魯莽的侵犯行為，而文王還是忍讓著，不願意生靈塗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舉出第二個外交原則：“以小事大”，這屬於明智之舉。他也舉出兩個當時的史例，一個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時，姬周諸侯，由太王當政，這時周國正在積極圖治，而北方自五帝時期以來，就常常在邊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後世匈奴的一支，這一支遊牧民族非常強悍，常常犯邊鬧事，周太王為了致力於內政，為了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去和匈奴力爭，而採取退讓的態度，以免擴大戰爭，影響了內政的建設。

第二個例子，是吳越兩國的史實。越王勾踐被打敗了以後，只好對吳國俯首稱臣，一切聽從吳王夫差的命令，還獻上絕代佳人供他娛樂，討他歡心，以便能夠回到自己的故國。他回國後，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終於雪恥複國。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則。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就順服強者以圖生存。

他舉了仁與智為出發點的兩大外交原則以後，又對齊宣王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則是“樂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則是“畏天”的。

這裏所說的“樂天”“畏天”的天，當然不是愚夫愚婦心目中的天老爺。不是討天老爺歡心的“樂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這裏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學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內。如果作詳細的解釋，會是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限於時間和篇幅，姑且勉強作個簡單的解釋。以現代名詞來說，就是非人力所可違反的定理；拿我們中國的辭彙來說，就是天理。

那麼以自己的大國之尊去配合小國，就是順應“天地生萬物”的樂天心理，不願意欺負弱小；至於以弱小的國勢臣服於強國大族，不敢得罪大國，就是敬畏天理。否則，天地間的定理，不會容許你成功如願的。最後，孟子進一步說，凡是樂天的，效法天地的博愛精神，不以強壓弱的大國，結果一定四海歸心，可以保有天下；而弱小的國家，如果能夠敬畏天道，服從強者的領導，不懷叛逆之心，那麼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他並且引據 《詩經》來支持他的理論，他說，《詩經·周頌·我將》篇中記載著“畏天之威，於時保之”。這個“威”字的含義，是指時代的大趨勢。孟子引用這句話，是對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說，必須以敬畏謹慎的心理，因應國際上自然的大趨勢，把握時間的契機，以維繫自己的生存。

——《孟子旁通》